能源危机后的美国能源与经济 茅于轼 一、世界能源市场中的美国能源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以及由于经济发展而导致的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扩大，生活水平提高，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土地不够用，淡水供应缺乏，甚至空气和阳光也不能尽情享用。这种情况对于２００年前的人类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在一切有限的资源中，石油枯竭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根据人类已有的知识来推测，不出５０年，石油将不再可能成为一种能源资源。而且石油稀缺造成的价格昂贵将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限制人类的活动。石油资源问题成为天上的一块乌云，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发展。 在不同的国家中，受石油枯竭威胁最大的当然是目前最离不开石油的那些国家，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所消耗的能源（指商品能，下同）占全球总消费量的２２％，每人平均消耗的能源为其他地区平均值的５．５倍〔1〕。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每年都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而它自己的后备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前途十分可虑。 美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能源资源也不例外。它的煤炭储量仅次于苏联，按目前的开采速度够用３００年以上。它的石油储量在中东石油发现之前也曾是手屈一指的，而且到１９６５年为止，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曾生产全球石油总产量的５０％到６５％，供给世界市场上１／５到１／３的出口〔2〕。但是从４０年代后期到大约１９６０年为止，美国的能源消费从主要依靠煤炭逐渐改变到依靠石油和天然气，１９４５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４９％，１９６０年降到２３％。６０年代以来，由于中东廉价石油的大量开采和涌进美国，同时国内的天然气生产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之内连续翻了两番，美国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朝多用油气少用煤炭的方向改变。到１９７３年煤炭只提供全部一次能源消费的１８％，国产石油提供了３０％，进口石油１７％，天然气３０％。那时美国的石油产量虽然还雄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苏联），但由于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巨大需求，进口石油已成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政策才能对美国产生如此严重的威胁。 １９７３年由于石油禁运造成油价飞涨，而且成为对美国 国家安全的威胁。１９７９年两伊战争使中东石油产量锐减，油价再次猛涨（见图１），美国力图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这种努力从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取得了成功，这可从图２看到。尽管如此，在全球１９８６年的石油贸易量１１．４亿吨中美国进口量占了１７．８％，仍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全球的剩余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它占了全球探明储量的５５％〔2〕。但是近年来中东石油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２％降到１９８５年只占１７％〔3〕。相应地美国从中东地区的进口只占总进口的１３％（１９８４年）或１２％（１９８３年）。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中东产油国家无力生产，而是因为其他产油国家受高油价的刺激，产量增长十分迅速。世界市场上供过于求，油价下跌，中东产油国不得不削减产量以保油价。同时也因为美国故意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能源进口大量地依赖中东是一个危险的做法。近几年来美国只是象征性地从两伊和科威特进口一些，其目的大概是保持这一条可以利用的渠道不致中断。其余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中约８０％来自沙特阿拉伯，那是美国在中东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图略） 　　美国分散其石油进口来源，有助于保证供应的可靠，然而这仍不能使美国完全不受任一石油产地政治经济变故的影响。因为石油市场是全球性的统一市场，石油的运输费用相对于石油本身的价值，即使是最远的航线也只占１／１０左右，而油价的波动可能数倍于运费。所以任一个局部地区的供需变化，都会在世界市场上反映出来。美国使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政策，只能缓冲市场变化对它的影响。在市场重新调整中，美国可以利用他的战略储备来对付意外变故。这种策略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总结过去１５年世界石油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的一条经验是，供需形势和价格的变化不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长远的重大危害。这个经验和一般渲染的石油危机如何可怕不同。根本的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必须依赖石油出口，而且希望出口越多越好。只要看每次ＯＰＥＣ集团开会分配生产限额时很难达成协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每个成员国都希望多出口一些，而且暗地里成交的油价往往低于ＯＰＥＣ集团的限价。石油禁运的政策不但损害石油进口国，而且首先损害石油出口国自己，所以禁运政策不可能大规模长时间地实施。对于个别国家的禁运也很难奏效。正如美国曾对苏联禁止出口粮食，结果是给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别的粮食出口国赚了钱，苏联并未受损，而美国的农民反倒吃了亏。 石油出口国希望石油卖高价，而进口国则希望买低价，就这一点而言，进出口双方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但是这一情况并非仅仅发生于石油贸易，也不仅发生于国际贸易，而是一切商品交易中的普遍现象。就整体而论，这种利益对立非但没有给社会经济带来危机，相反，它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基本推动力。 然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价或跌价，都给各国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这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１９７３年的油价猛涨使美国的经济增长从将近６％的年增率惨跌到连续二年的负增长；１９７９年的第二次石油涨价也使次年的美国经济增长变为负数。而１９８６年以来油价暴跌，再加以美元本身的价格二年来跌了３０％以上，而石油价格是以美元计价的，使得石油输出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发生困难，美国南部几个产油州失业猛增，收入锐减。就整个美国的经济状况来看，得益于石油跌价的好处也十分有限，１９８６和１９８７两年的经济增长只有２．９％和３．８％的平凡纪录。 就事论事，石油涨价使石油输出国受益，进口国受损。跌价则相反。因此油价上下波动，似乎是得失相抵。可是事实上油价波动会造成双方净的损失。因为价格是一切经济活动是否值得进行的评价依据，价格起伏与价格平缓变化相比较，起伏情况下价格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使得一些与石油开发及节约有关的投资决策跟着错误。例如在高油价下决定的近海石油开发项目，现在大多成了赔钱生意，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油价才能恢复到当初的水平。而目前过低的油价导致许多开发和节油项目下马，这又可能为下一次供不应求油价飞涨准备了条件。１５年内油价大起大落，使得供需双方都尝到了苦头。大家都希望这种混乱以后不再发生。 美国作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同时又是次大的石油生产国，当然对油价的前景比谁都更关心。鉴于过去的教训，有些人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集团和消费集团之间达成稳定油价的协议〔5〕。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油价波动的原因将可发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恰好是庞大利益集团的力量左右市场造成的。在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竞争的作用下，在独立决定各自的价格政策的情况下，由于偶然的行动一致而造成大幅度价格波动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如果经常能达成意见一致，这确能保证价格的平稳变化。但事实证明利益的矛盾很难保证他们必然能达成谅解。因此要使价格的波动减小，只有消除利益集团的组合，让市场决策分散化这条唯一的途径，而不是让生产集团和消费集团之间达成协议。可是据我看来，这种消除利益集团的希望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它大概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因为石油经营中涉及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它诱惑一切有关的个人和团体集结成利益集团。即使过去由于内部利益矛盾屡屡濒临解体的ＯＰＥＣ组织真的解散了，还可能有新的利益集团在新的利益考虑之下集结起来。所以将来石油价格的大幅度变化仍是难免的，不过人们有了过去１５年的经验教训，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它。 美国石油储量和产量之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与年产量之比）近几年内总的趋势是在逐渐降低，即每年新发现的储量少于当年采出量。现在的储产比在９以下。而全世界的储产比在３０以上。１９８６年美国生产的石油占全球总产量的１／４，但其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总储量的５％。而且美国国内石油的勘探程度很高，再发现大储量的机会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机会低。这一情况说明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要比其他地区早，而美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却看不出有减弱的趋势。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有增无减。尽管美国朝野力图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是资源和经济的变化形势说明这种努力很难取得成功。 任何一种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程度可以用价格定量地表示。此种稀缺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蕴藏量的绝对减少，使开采的困难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是由于勘探和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开采的成本降低。当前一因素占主要地位时价格将上升，否则价格会下降。从需求方面看，价格与世界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经济增长加速时与生产生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能源消耗也将增加，而且由于石油市场的国际性，石油的需求变化不是只和某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关，而是与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关。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５年这１３年内二者的变化关系如图3所示。 石油经济界一致同意的看法是石油资源消耗的速度超过了勘探开采技术进步的速度，即从供应方面看油价必定会上升。同时由于人口增加 ，生活改善，需求还将扩大。所以油价必定在双重因素作用之下稳定地上升，按２０００年时油价每桶４０美元（１９８７年美元值）计，当时美国石油消费量每天１９００万桶（比现在增加约１／５），如果其中１１００万桶依靠进口〔6〕，则每年将耗用１６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可能占当时美国出口总值的４０－５０％（假定美国每年出口增加３％）。与现在石油进口占出口创汇的１／４相比，这将是美国国际收支中的一个巨大负担。 （图略） 美国是煤炭出口国，这将有助于弥补外贸的不平衡。然而煤炭出口创汇与石油进口用汇相比只是一个小数目，前几年前者只及后者的１／１０。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煤炭出口稳定在７５００至８０００万吨之间，现在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煤炭出口国。但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出口量很难有大幅度的增加。电力和钢铁是煤炭的两大用户。因为油价疲软，电力工业用煤代油的进程将减缓，而且有核电的竞争。同时世界钢铁业已有１０年不景气，目前看不出需求会有大量增加。此外其他煤炭生产国的生产能力增加很快，拉美有哥伦比亚，亚洲有中国。仅中国在１９９５年以前新增的出口能力将达３０００万吨，足以满足亚太地区需求的增长而有余。美国要想增加煤炭出口，大概只有在１９９５年以后才有希望。 美国目前主要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天然气，墨西哥气的储量可能比加拿大还丰富。美国１９８５年以来年进口量为２５０亿立方米左右，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５％。美国国内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产量比一直在降低。气的产量１９７３年最高，到１９７８年降低了１２％，探明储量１９６７年最高，到１９７８年降低了２５％〔8〕。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内，按乐观的估计，新探明储量只能弥补现有资源的枯竭，大体上保持产量不会大幅度降低，而进口量则将略有增加。目前天然气还不能算是一种全球性的贸易商品，因为它的陆上运输只能依靠管道，它的修建费用很高，一旦建成，供销关系就被它固定，不像一般商品可以在市场上灵活地寻求交换对象，所以１９８５年全球天然气总产量中只有１３％用于国际贸易，而石油总产量中有４４％用于国际贸易。管道运输只限于陆上，要将天然气作跨洋运输，必须将它冷却到－１６３℃并加压成为液态，然后用特种船只运送，因此运输成本很高。全部用于国际贸易的天然气中只有２３％是液化气。美国现在仅从阿尔及利亚少量进口液化气，其余的主要进口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管道气。１９７０年以来天然气国际贸易量迅猛增加，年增率平均达１７％。随着这样的趋势和石油价格的上升，美国进口更多的 液化气是完全可能的。 二、美国的能源和经济发展 #能源消耗深入到国民经济每一个环节中，所以可以认为在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一定的条件下，能源消耗量将和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或者说每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能源消耗量是一固定的数。美国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３年的２３年内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以千ＢＴＵ（英热单位）表示，最高为６１．９，最低为５６．７，波动不到５％。以同一时期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国家作横向对比看，人均收入高的人均能耗也多，二者在双对数坐标上几乎成线性关系〔9〕。直接比较美国ＧＮＰ年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的密切联系。但１９７９年以后能源消耗的变化脱离了ＧＮＰ的变化，见图4。 （图略） 这一现象说明由于油价变化，促使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从１９７３年石油涨价之后，每美元国民生产所耗用的能源即开始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已降低了１／４多。在这一阶段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约４０％，而能源消耗变化仅１％，特别是石油的消耗有了更大的节约。１９７８年美国石油消耗达到最高，到１９８５年降低了２０％，进口则从最高的１９７７年的２４亿桶，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７亿桶。 由其他能源替代石油或者用非能源资源代替能源的各种措施，美国１５年来有了巨大的进展。在发电方面用煤和核能代替石油，使二者占发电用能的比例分别从１９７３年的４６％和９％增加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６％和１４％，而石油发电则从１５％降到４．７％。汽车节油则是用非能源资源代替能源的一个例子，由于发动机、车身材料、动力控制和传动等方面的改进，全国新车每加仑汽油的行驶距离，从１９７３年的平均１４．２英里增加到１９８４年的２６．６英里。１９７５年节能法规定将高速公路上的车速从６０英里／时降低到５５英里／时，每天全国可因而节约汽油１０万桶，这是用时间代替能源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物理和化学反应都有固定的比例关系，没有任何人能对此加以丝毫的影响，但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物理化学过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能源密度是相当富有弹性的。 科技发展提供了节约能源的可能。美国１９７３年用于工业能源科技研究的资金为１０亿美元，到第二次能源危机的１９７９年上升到３９亿美元〔10〕，连续六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达２５％。 美国各州之间人均能源消耗的数量相差很大。按１９８２年统计，人均消耗最高的为阿拉斯加州，年人均能耗价值３４４８美元，最小的为罗德岛州，仅１４７２美元，前者为后者的２．３４倍。造成美国各州人均能耗如此悬殊的原因主要是能源资源分布的不均。能源资源丰富的州相应地有较高的人均能源消耗，因为随着资源的开发会有能源消耗量大的各种工业如发电、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发展起来。例如继阿拉斯加州之后人均能耗最大的州依次为怀俄明、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这些州都是出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州。人均能耗的区别和气候或生活习惯并无多大关系。 一个社会经济越发达，优质能源消耗就越多。优质能源是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它们相对于煤及薪柴而言，燃烧和使用过程易于控制，产生的污染少。美国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２０年内完成了从以煤为主到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但石油消耗的增长后来碰到了１９７３年的油价上涨，天然气的使用则由于客观上资源有限，再加上价格管制问题的纠缠，从 １９７３年以后再也 没有增加。电力消费的情况则经过了一段曲折。在１９７３年以前的10多年内美国的电力工业处于黄金时代，需求稳定地以每年７％的速度上升，同时成本却在渐渐降低。原因是美国经济持续的繁荣和中东的低价石油。这种经验使美国的电力行业产生了普遍的乐观情绪，他们将电力生产的投资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为需求还会像过去那样增长。但是石油危机之后，油价上升带动了煤价上升，使整个电力生产成本从 下降变为上升，电力需求立刻受到抑制，年增长率下降三个百分点。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电价再次上升，需求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１９８２年变为－２．４％（当年经济增长为－２．１％），结果是以前建设的许多电站完工之后因为没有需求而无法投产。电厂的设备利用率从７０年代初的５１％降到目前的４１％。但是电力建设的投资却要偿付利息，利息不得不计入现行电价之中。在美国，电价是由政府管制的，因为一向认为电力是垄断性行业。政府在审定电价时，决定这些超需要的投资利息是否应进入电力成本，并由现在的电力消费者负担，便成了一大争论〔11〕。不论这一争论的结局如何，受损的一方必定是消费者，因为电力行业总能想出办法利用政府的裁决。如果政府规定此项利息不计入电价，则电力行业以后将不再新建电站，以免成为“多余的投资”而自己负担利息。最后会使电力供不应求，导致电价大涨。如果政府裁决多余的电力投资也可计入成本，电力行业将挥霍他们的基本建设资金，因为利息反正有电力消费者来负担。这是政府管价格，缺乏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 美国发电按所用的燃料分类，煤电在１９６５年时曾达到６５％，但在１９７３年时已降到５２％，其余为燃料油和天然气所平分。以后煤电比例又开始上升，目前已恢复到６５％，燃料油的用量已减少２／３。但发电用燃料中变化最大的是核能，其比例从１９７３年的７％上升到目前的１７％。可是核电的发展受到公众恐核心理的不利影响。１９７９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虽未造成伤亡，但其严重性被新闻界渲染，核电发展进一步受阻。核电的安全条例是由联邦政府制订的，面对着公众对核的恐惧，安全条例经常朝更严格的方面修订，使核电站在建造过程中不得不一再修改设计，造成工期成倍地延长，核电成本也因而大幅度上升。设计师们甚至不得不猜测，下一步安全条例会增加什么内容，预先在他的设计中加以防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核电发展当然不会顺利。 美国煤炭的产量于６０年代初跌到了最低点，以后的１０年内平均年增长率只有１％。在这一阶段内煤矿的安全管理条例大大地严格化，煤矿的伤亡有显著降低，但劳动生产率也因而降低。石油危机之后对煤炭的需求增加，动力煤价从１９７２年每吨３２．８美元上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６２．６美元（以１９７２年不变美元计），次年又上升到６５．１美元的创纪录高度〔12〕。这原是煤炭业大发展的好机会，但１９７７到１９７８年发生了劳资纠纷，导致大规模的罢工，产量非但没有上升，反而降低。１９７９年煤产量有很大增长，但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产量增长很慢。影响产煤量的另一个因素是运煤的铁路线年久失修，状态极差。特别是怀俄明州的煤，含硫低，埋藏浅，但远离市场。除非对煤炭的需求有巨大且稳定的增长，否则完善运输系统所需的建设不大会投资。 三、美国经济对于能源价格波动的反应 美国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更确切地说是价格导向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工艺选择、资金投向都以价格的涨落为转移。１５年来石油价格成数倍的大涨大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各界引起了许多争议，既有实际利益引起的，也有理论上的。我们将对这一过程作一回顾。 １９７３年中东产油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当时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出口占全球总出口量的９０％以上（现在只占到６０％），而美国国内所消耗的石油中有４０％要靠进口，石油禁运当然引起美国巨大的惊慌。按照美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原则，石油供不应求就会引起价格上升，然而这会使国内的石油生产者大发其财，而广大的消费者蒙受损失，因此引起了国会内的辩论。消费者从数量上讲超过生产者，这样的问题拿到国会去辩论，当然是消费者占上风。结果是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通过了“石油紧急分配法案”，一直执行到１９８１年１月。这个法案的细节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精神是对国产石油的价格加以管制，使其低于国际油价。为了满足国内需要而进口高价石油的负担按全国统一的比例由各个炼厂平均负担，即用低价国产石油比较多的炼厂，也必须负担较多的高价进口油。成品油的价格则由成本核定。由于政府对油价的管制，美国国内的油价比国际市场低很多。１９７９年以前大体上每桶低三至五美元，１９７９年以后差价又大大扩大〔13〕。低油价的结果是既不利于节约，也不利于增产。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的四年内，美国石油消费增加了１４％，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只增加了１０％，日本则仅增加５．４％。美国不但总消费大量增加，对进口的依赖也增加，而欧洲国家在同一时期内进口石油量反而还减少了。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美国所受到的打击比别的国家都更严重。美国对油价的管制原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可是事与愿违，不但消费者由于缺乏正确价格信号的引导而没有去努力节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而且由于更多地依赖进口，国家安全都受到威胁。 价格歪曲造成资源利用上的浪费。这里所牵涉到的资源远远不限于石油，而是一系列直接或间接与石油生产及消耗有关的各种资源。我们仅举汽车制造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油价上涨之后，日本及欧洲国家都大力发展节油新型汽车。油价越高，买新车的人越愿意多花些钱买能省油的车，汽车制造厂也会花较大的代价来提高汽车的节油效果。在美国，由于人为地压低了油价，买车的人不会花更多的钱去选择节油汽车。就整个国家来讲，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可以达到的节油措施并未充分利用，势必进口更多的石油。这里发生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买汽车的人所面对的石油价格不同于国家所面临的石油价格，而真正代表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的石油价格应该是从国际市场进口的油价。为了纠正国内油价过低引起的消费者的错误选择，１９７５年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其中对１９７８年以后出厂的小汽车规定了每加仑汽油行驶距离的指标。这个指标１９７８年为１８英里，以后逐年提高，到１９８５年要达到２７．５英里。凡是汽车制造厂出厂的汽车油耗指标达不到规定的，要处以罚款。 从表面看，用法律硬性规定油耗指标的办法似乎可以解决消费者不愿花钱买更省油的车浪费高价进口石油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种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１９８１年以后油价已经开始下降，可是按节油法的规定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５年油耗指标要从每加仑２２英里提高到２７．５英里。油价变化和节能要求背道而驰。事实上１９８１年以后美国政府对油价管制已取消，国内油价不再歪曲，消费者完全可以自行对汽车的节油性能和汽车成本增加之间作出选择，可是节油法强制消费者花更多的钱投资于汽车节能，去节省已经跌了价的汽油。１９８５年通用汽车公司根据市场调查生产的汽车，其油耗指标只达到２５．５英里，而不是规定的２７．５英里。这种汽车满足了消费者的选择，却遭到了约四亿美元的罚款。 第二，法案对新车作了节油的硬性规定，可是对于占汽车总数８０％的老车却无所作为。如果油价随国际市场浮动，老车的车主可能让老车提前报废，买比较节油的汽车，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驾车出行，或者多花些钱，将车的状态保养得更好一些以节约油耗。现在由于油价偏低，车主就不会采取这些节油的办法。 第三，美国人喜欢乘用大汽车，因为美国的人口密度比之欧洲和日本较稀，道路和停车场地相对比较宽敞，而且大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比较安全。只是因为油价上升，一部分美国人才被迫改用小汽车。１９８１年以后油价回落，美国人又重新选用大汽车，可是大汽车的油耗指标多数达不到规定，汽车制造厂被处以罚款，罚款进入成本，最后由消费者负担。小汽车由于不负担罚款，它们占有的市场份额因此得以扩大。可是制造小汽车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结果是罚款规定帮了日本汽车制造厂的忙。美国汽车业之缺乏竞争力，一部分是由于被节能法案缚住了手脚。 上面举的例子仅仅是许多由于价格信号歪曲造成浪费事情中的一个。从１９７４到１９８１年间每年由于油价管制而造成的浪费全美国达２０亿到５０亿美元〔13〕，幸亏油价管制已经成为过去，唯一剩下的暴利税也因为１９８６年油价惨跌而失去作用，美国的石油业已恢复到由市场规律引导的状态。油价管制的教训在国际能源界人士中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是人类是健忘的，同样的错误还会在不同的背景下重新出现。更不用说美国花了巨大代价买来的经验教训能不能被别国吸取，那就更难说了。 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不仅有石油，还有天然气。天然气价格管制引起的问题更为复杂。市场机制能否使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合理化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天然气的市场和经济学中定义的市场有相当程度的偏离。 天然气不能算是垄断行业，它有占总产量１／２的２４家大公司，有约５００家大的独立生产者和５４００家小的独立生产者〔14〕。可是天然气的交易是由管道联结的，供方和需方并不能自由地选择交易对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正因为对天然气市场的这种质疑，价格管制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气价政策是只管州际贸易的气价，州内的气价可随市场浮动。石油涨价带动了气价上升，但州际气价受管制，到１９７５年两种价格之比达到了１∶４．１。结果生产者尽量削减州际供应，使得州际天然气管线沿线的用户得不到供应，有的不得不另建新的输气管线，造成浪费。 按照常识，定价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成本加利润，另一种是按替代品的价格，在天然气的情况下就是按同样使用价值的石油的价格。按成本定价比之按替代品定价的价格低，所以消费者强调按成本定价，生产者则要按等量的石油定价。政府管价格，定价权在政府手中，为了说服政府，双方都请了许多地质学家、经济师、能源管理专家来做研究。尽管他们都有相同的知识，但所得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要使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比之买卖双方达成协议难度大得多。因为他们受雇于各自的老板，其任务就是强调一方的理由，而做买卖时只有成交才能给双方带来利益。这种利益考虑的差别，可以解释何以政府管价格引起的纠纷比买卖双方直接谈判的纠纷多得多，也难解决得多。 按经济学理论，在长期均衡作用下，成本和效益是相等的，即上述两种定价原则应该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长期均衡这一条件要考虑天然气勘探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大小只能靠估计确定，而各人的估计可以相差很大，所以经济理论对天然气定价能起的作用很小。目前世界上天然气国际贸易的定价原则都是按其使用价值规定的，而与开采及运输成本无关。然而美国的定价基本上采取成本定价，这才发生了价格管制的问题。 美国天然气定价之争也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前发现的天然气成本都很低，如果让气价跟着油价上升，这些生产者凭空可以得到一大笔收 入，似乎有欠公平。可是从美国剩余的有限油气资源来看，今后的开采成本肯定会越来越高，不提高气价不利于天然气开发，气开发得越少，进口的油气越多。所以从效益观点看，气价应该跟着国际市场而变化。为了解决公平与效率之争，７０年代初期以来天然气定价政策中将气分成老气与新气。老气价低，以保证公平，新发现的气价高，以保证效率。例如１９７７年州际市场的平均气价为６９美分／千立方英尺，但同年新合同规定的州际市场的气价为１４２美分／千立方英尺。这种双轨价格制与我国在经济改革中采用的双轨制虽然实施的背景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即老价格用于保持既得利益关系不变，新价格或边际价格则用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制度要取得成功，关键的一点是老商品要能和新商品严格区分。可是在原有气田附近打井开采的气算什么气，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它的真正解决可能涉及到一大堆地质问题，弄清楚这种问题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这同样是一种浪费。所幸美国已决定摈弃气价管制。虽然对天然气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竞争的市场，因而市场定价不能保证资源合理使用。然而与其他各种分配机制相比较，一个竞争不完全的市场也比别的机制更接近于资源的合理使用。 四、美国在制造第三次能源危机吗？ 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美国逐步取消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管制，电价管制虽然还将继续，但电力主要是二次能源，就一次能源而言市场已经主宰了能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出乎意料的是１９８６年发生了油价暴跌，美国能源市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生产削减，消费和进口增加。照此下去会不会重蹈１９７３年的覆辙，这引起了美国许多人的忧虑〔15〕。 由于１９８６年油价大跌，美国在这一年中石油生产减少了６８万桶／天，合总产量的７．５％。１９８７年油价虽然比１９８６年平均上升了３美元／桶，但市场很不稳定，石油生产又比１９８６年减少４０万桶／天。另一方面石油消费却因价格降低而上升，１９８６年消费增长了４０万桶／天，１９８７年又增加了３０万桶／天。因此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从１９７９年占总消费量的４６％降低到１９８５年的２５％，１９８７年又上升到３７％。 但是美国石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意料之中的。美国的石油资源经过３０多年的大量开采，已经日益枯竭。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８年中，虽然油价上升刺激了勘探，但是消耗的储量为新发现的储量的二倍〔16〕。直到１９７９年阿拉斯加发现了大储量，这一危急的形势才稍有好转，但储量仍在降低，只是降低的速度减缓。现在美国有６５万口石油生产井，总产量是日产９００万桶，每口井平均日产１４桶，有大量低产井，日产量只有几桶。美国平均每桶石油的生产费用（不含勘探费）为７美元，高的二倍于此。而目前中东的日产量也是９００万桶，但生产井仅３０００口，平均日产３１００桶，为美国单井日产量的２２０倍，每桶的生产费用仅１美元。这个对比充分说明美国的石油生产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最近的石油跌价导致美国石油生产下降，实际上是利用廉价的进口石油节约了美国的石油资源。如果对将来可能的石油危机有什么影响的话，恰好是减小了美国可能受到的冲击。当然，不管当前油价如何波动，全世界石油储量一天天在减少，美国的情况更不例外，因而油价的总趋势将是上升，这个基本形势恐怕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美国在油价下跌的过程中，削减的产量是生产成本最高的那些油井。美国有４５万个日产量低于１０桶的油井，１９８２年以来油价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已有９万个低产井封井停产。这些油井的生产成本高于跌价之后的进口石油，坚持生产国产石油拒绝进口，显然不是明智的办法。 美国１９８６年平均油价为１５美元／桶，比一年前跌了约４０％，比１９８０年的最高油价则跌了６０％（均以１９８０年不变美元计，下同）。该年的石油业的收入比一年前减少了４４％，因而开发投资压缩了１／３。从１９８１年油价开始缓慢下跌以来，石油工业的就业人数也相应地在减少，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已减了３０万人，并有４／１０的石油企业倒闭。１９８２年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有１１１２名石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被录用，但１９８６年仅有１９２名被录用。这种情况引起美国一部分经济界人士的惊恐，他们认为石油跌价引起的问题不亚于石油涨价。石油行业运转的资金达数百亿美元，油 价波动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就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破产，股票的涨落，这些变化远远超过石油业本身。他们抱怨油价的波动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我们不妨反问一声，如果油价变化而其他一切都不变，美国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对付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其后果将如何呢？首先，美国石油业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去生产价格已经降低了的石油，石油业将出现更大的亏损。其次，用油单位放着便宜的石油不用而去发展各种昂贵的替代品，用户也要负担亏损。就整个美国来看，顽固地坚持开采自己的高成本石油而不进口跌价达６０％的国外石油，确实是再愚蠢不过的办法。可见经济随着价格调整，是有利于生产者、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的。美国由于建立了一个反应灵活，渠道畅通的市场结构，使得资本、劳力、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利用，以及产业结构的组合，能够自如地随着价格信号而调整，经常保持着整个经济在比较高的效率点上运行。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实力来自他的经济结构的灵活性。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缺乏发育完善的市场的那些国家，面临着国际油价的巨大波动，处于束手无策的被动境地，遭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更会相信上述结论是有道理的。 当然，经济结构随着价格信号变化而引起的调整，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也是一种损失。例如有些设备要提前报废，人员要重新培训，产供销的渠道要重新建立等等。油价两次大涨和一次大落，引起了经济结构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调整。事后看起来这种调整大部分是多余的，因而调整引起的经济损失似乎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如果我们从第一次油价上涨开始就对此不予理睬，并一直坚持到１３年之后的油价再次下跌，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仍旧站在正确的位置上。可是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发现这１３年中造成的损失将大大超过两次调整引起的费用。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欠发达的石油进口国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石油两次涨价时他们无力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他们的经济结构中也缺乏有效的价格信号的传导机制和激励机制来实现这种调整。例如他们没有将烧油的发电厂改为烧煤，现在油价下跌之后发现仍是烧油发电合算。可 是这１３年内所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却大大超过了节约的调整费用。有些国家至今也没有从最初的石油涨价的打击中缓解过来。 有人埋怨市场的盲目性。油价上涨又下跌，受损失的不仅是石油进口国，石油出口国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盲目”的起伏，全世界的经济可以发展得更顺利，可以节约大量的不必要的调整费用。可是在每一个油价变动的时刻，没有任何人能永远地正确地预见到将来油价会如何变化。埋怨市场的盲目性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他只是到后来才能肯定当初的价格变化是“盲目”的。正因为未来事态的不可预测，在每一时刻的前沿上，除了遵循价格的变化去适应它，没有任何别的可选择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对价格的可能变化作出尽可能正确的估计，并按照这种估计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是说，这种估计不可能永远是准确的。事实上，美国经济界不断地在对油价的可能变化进行研究，而且过去的一切经济决策也都已充分考虑了将来可能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油价变化引起的冲击和影响必定还要更大一些。可是人们的预测能力终究是十分有限的，我们非但无法预测明年后年的油价，甚至无法预测明天的油价，只有现在的油价才是千真万确的，是可以充分信赖的，而且将来可能的变化也是在现在的油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以现在的价格作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是唯一讲得通的原则。对付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最有把握的办法正是使经济结构灵活可塑，而不是寄希望于市场能够聪明得排除掉自己的“盲目性”，或者人们有能力控制市场的变化。因为试图驾御市场的美好愿望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找到办法使自己更接近于成功。 美国也有许多人担心目前的低油价不利于石油的勘探开发，会影响将来的石油生产能力。低油价削减了勘探是一个事实。１９８６年夏季美国石油的探井已减少到７００口〔15〕，为二次大战以来最低的。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削减的探井多数是成本最高的，或者是成功的概率特别低的。现在的平均钻井成本已降到１９８１年时的一半。１９８０年的油价最高达到３９．７５美元一桶，探井数猛增到３２２０个，这种高油价诱发的勘探热显然没有理由保持到现在。但那时促成的对勘探技术的研究成果，却有助于今天降低钻井成本并提高钻井的成功率。 美国各大公司经营的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管理最有 效的壳牌石油公司在１９８６年发现一桶石油的勘探成本平均仅５美元，比全美国平均１０美元低一半。该公司在油价跌到１５美元一桶时仍能获利。而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阿柯（Ａｒｃｏ）公司，则必须在油价达到１８－２０美元一桶时才能保持盈亏相抵。所以油价降低的结果是逐步淘汰那些成本高效率差的勘探开发活动。美国立国以来就是靠着价格的筛选作用，不断地在竞争中淘汰效率低的生产。石油价格的波动加速了这种优胜劣败的净化作用。 对于石油价格变化的前景，比较有把握的一点是随着全球储产比不断下降，产量将在未来的十几年内达到顶峰而开始下降，由于需求的扩大价格将在产量达到顶峰以前就不断上升。对付这一可以预见的前景的办法，是提前在勘探工作上增加投资，而不是按照目前疲软的油价，放弃一切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美国的石油业已经在阿拉斯加州铺开了新的勘探工作。标准石油公司计划投资３．５亿美元，开发尼亚苦克（Ｎｉａｋｕｋ）油田。阿柯也准备投资３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增加一倍〔17〕。现在有六家石油公司参与了该地区的新的勘探活动。现在美国石油勘探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海外投资相对不足。过去１０多年内石油勘探投资的９０％集中在北美地区，而石油资源的分布，据大多数石油地质学家的意见，９０％在北美以外地区〔18〕。投资与资源分布的脱节大大降低了投资效果。 美国现在应付突然出现的石油供应危机比１９７３年更有准备得多。它有特别战略储备石油５０亿桶，超过了１９７３年中东减少向美国出口的石油，而且足够补足半年的进口中断。最后的储备目标是７５亿桶，可供应九个月的进口需求。在九个月中，一方面美国可以调节国内的能源结构并降低能耗水平，一方面可以谋求国际市场上新的供应渠道。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输出国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经得起九个月的生产停顿。而且世界上也没有 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财力能够支持石油输出国九个月之久的石油停产的亏损。所以九个月的战略储备是一个可以保证安全的储备量。 除了石油储备，美国还有可观的地质储备。过去石油的探明储量都是在私人土地上，或者是联邦土地按租约出租的土地上进行的。美国的土地及其地下矿产的所有权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不但土地是私有的，连地下的矿藏也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这种制度有利于矿藏的合理勘探开发。因为地主有充分的兴趣关心地下资源在经济上合理的开发利用。例如地主会尽量提高地下矿藏的回采利用，直到开采的边际成本等于所得的边际收益，这也正好是对全社会最有利的采收率。而在别的所有权制度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得恰到好处。正因为地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权利归私人所有，所以联邦所有的土地下的资源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开发。据估计，有２０％的石油资源，３０％的天然气资源和４０％的煤炭资源埋藏在联邦所有的土地下〔19〕。近年来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对于出租联邦土地以供油气开发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这也将有助于增加美国的未来石油生产。 石油资源终将逐渐枯竭，不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来源。这一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不可预测的事件，但是它的逐渐降临倒是可能由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态所组成。人们在过去石油供求的变化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变得更聪明了，但是等待着我们的仍旧是许多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新问题。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我想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灵活应变能力，而不是僵硬态度，将使我们更顺利地对付一切困难的局面。 参考资料： 〔1〕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组织：《１９８６／８７能源年报》；转引自《能源政策研究通讯》，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４－６页。 〔2〕Middle East Oil and Gas, 1984. Exxon Background Series, p. 3. 〔3〕World Resources 1987,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p.95. 〔4〕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86. p.564. 〔5〕Jahangir Amuzegar: “The Oil Turmoil”,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June 1986, The World Bank, p.14. 〔6〕“World Energy Outlook Through 2000”，Conoco, September 1986. 〔7〕Terisa E. Turn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nergy Trends, Nov. 1987, unpublished. 〔8〕William F. Thompson et al: Choice Over Chance, 1981, Praeger Publisher, p.203. 〔9〕Mohan Munasinghe et al: Energy Economics, Demand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Policy, 1983, Van Nostrand Reinhold Press, p.16. 〔10〕Final Report of the Multiprogram Laboratory Panel, Energy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Support Studies, vol. 2 (Oak Ridge, Tenn.,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Sept. 1982. 〔11〕Joseph P. Kalt et al: Re-establishing the Regulatory Bargain in the Electric Utility Industry, March 1987.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2〕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86, p.562. 〔13〕Joseph P. Kalt: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Oil Price Regulation, 1981, pp.17, 234. 〔14〕Robert Stobaugh and Daniel Yergin: Energy in the Future 中译本, 第76页。 〔15〕John Paul Newport Jr.: “Get Ready for the Coming Oil Crisis”， Fortune, March 16, 1987, pp.36-45. 〔16〕William F. Thompson et al, op. cit, p.198. 〔17〕“U.S. to Search for oil in Alaska”, China Daily, 20, Jan. 1988. 〔18〕Harry G. Broadman: Corporate Strategie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Oil Exploration Outside North America, February 1987, Joh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 Malcolm Gillis et 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1983, Norton Press. p.509. 但Choice Over Chance一书第201页上说有37%的石油和凝析气埋藏在联邦所有的土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