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秦斌祥、朱传一 　　或许，当１９５８年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首创“生活质量”概念时，他并没有预想到此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生活质量成为时髦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掀起了相当规模的研究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纷起效尤。美国首先开始的生活质量研究，不仅比较全面、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而且也为政府制定社会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简单地说，所谓生活质量就是生活状况的好坏程度，它的内容包括有形的物质水平和无形的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研究生活质量，不仅要考察生活的各种客观环境，还应测量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评价。６０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指标出现，从客观方面研究生活质量的学术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即包含主观态度的评价则是从７０年代开始的〔1〕。官方的统计图册《１９７６年社会指标》第一次以“公众反应”的形式列举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也就是在同一年，几位生活质量研究中卓有名气的大师，如安德鲁斯（F. Andrews）和坎伯尔（A. Compbell）等人提出了较为完善的主观态度测量方法，并运用它对美国的生活质量进行了受到广为称道的研究〔2〕。此后，美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便进入了一个以主观社会指标为主，主、客观指标综合使用，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的兴盛时期。因而，我们大致可将１９７６年作为分界线，此前至６０年代中期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在理论上、方法上逐步萌芽、渐趋兴起的阶段。 本文拟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作一初步探讨，以弄清该研究之所以影响广泛、持续时间久长的深层原因。当然，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兴起都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能主要从其社会现实需要、理论界的探讨准备和研究方法的逐步完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介绍。 一、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唤醒了他们重视生活质量的强烈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又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到６０年代末期时，美国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１９７１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创造历史新纪录〔3〕。举国上下都为经济的飞跃而欢欣鼓舞。但欢庆之余，人们却吃惊地发现，并非到处都是一片阳光灿烂，可怕的阴影随处可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困问题、因工死伤事件等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深深困扰着整个社会。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污染。汽车产量的增加常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更多的汽车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威胁。释放在空气里的污染物大约有６０％来自汽车的排气管，这直接对人的眼睛和肺部造成了损害。为增加生产盖更多的工厂、建更多的高大烟囱，就必然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有害气体，许多大工业城市的上空常常是烟雾弥漫。据估计，每年有超过二亿吨的污染物质释放到空气中〔4〕。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水源也逃不脱被污染的厄运，大量的工业污染物倾倒进河流，湖泊成了金属屑、废渣及其他垃圾的污水池。水质严重损害，成批的水生物死亡，饮水中毒事故屡屡发生，生活用水的安全程度越来越令人担心。 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被浪费掉了。森林遭到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气候恶化。露天煤矿的开采固然加速了煤产量的提高，却使地表结构遭受毁灭性破坏，自然风景变得更为险恶可怖。源源不绝的能源投入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能源也随之日益枯竭。而为了经济增长，在未能安全地控制放射性元素时，就使用核能，导致出现了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经济的繁荣也并没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带来相应的富裕。美国社会依然存在许多生活困难需要救济的贫穷家庭。１９７０年全美国有２５００万人被划入政府规定的贫穷范围之内〔5〕。而且，人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正使贫富之间悬殊越来越大。大多数美国的穷人并非像不发达国家的贫民那样悲惨，但在一个号称世界首富之国经济获得空前增长之际，贫穷的存在就成为令人震惊、令人不可理解的现象。这时美国除了存在一大批明显需要救助的穷人外，人们的相对贫穷感或者说主观上的贫穷意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大的社会背景衬托下也显得更加强烈。贫穷问题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忧虑。 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工作中的安全保健措施，工人的伤亡事故与产品产量一起同步增加。７０年代初，据全国安全委员会估计，每年约有１４０００名工人因工死亡，２００万人受伤。许多工人长期从事明显地有损于健康的工作。由于接触有毒物质或持久地在高频噪音及高温等恶劣环境里进行生产，工人患职业病的比率明显上升，每年死于职业病的人数达１０万之众〔6〕。 还有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日益显著的社会问题，如市政建设的混乱，交通运输的拥挤，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公共服务质量的低劣，个人权利，机会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人们生活的环境。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生产好比一把双刃利剑，在制造物质产品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消极的副作用。同样的大烟囱，以前还意味着物质进步，而如今却被看成是遮天蔽日、威胁身心健康的庞然大物了。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生产本身不是目的”，加尔布雷斯警告，“如果全神贯注于畅销品的生产，以此作为社会目标，我们生活的质量将受到损害。”〔7〕 于是，人们不再信任过去只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好坏指标来衡量的“生活水平”。即“每只锅里有二只鸡，每个车库有两部汽车，每个家庭有两部彩电”，这种盛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随着人口增多，要满足这种需要就势必耗尽能源，制造难以处置的大量废物，使人类处于一个反受其害的环境污染之中。所以，在考察生活状况时，人们不仅看从经济增长的好处中自己得到了多少，而更要看得到的“是什么”和“怎么样”，逐步倾向于追求个人生活的悠闲、和谐和满足感，即追求“生活质量”。这种生活质量的范围很广，不仅指消费生活的改善，还包括工作、政治、精神等全部生活活动质量的提高。 这一切改变了过去强烈地追求来自外界物质刺激引起满足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达到内心和谐全面发展的观念。新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并非全部放弃对物质经济条件的要求，只是不同于功利主义完全受支配于外界压力，把商品货物的数量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新价值观是把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现代生活的必要前提，而更多地强调工作的意义和自主程度；强调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各种机会权利的平等；强调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人们精神文化方面各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总之，新的生活价值观的实质是，社会运行从单纯注重物质因素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片面强调生活中商品货物的数量，转移到强调工作、消费、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和满足感，追求生活质量的协调与全面提高。 对社会生活的新认识，使人们日益不满于只顾生产、不管环境、贫富悬殊、安全等问题的社会政策。这种不满在１９７０年４月的第一次“地球日”达到高潮，人们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强烈抗议。同一时期的盖洛普（Gallop）调查表明，环境保护与减少犯罪同时被列为全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遍及美国大学的学潮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学生们对环境恶化、种族歧视、越南战争、政治权利不平等问题的积怨甚重，是痛感生活质量下降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 价值观念的转变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约翰逊总统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上。针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贫穷、环境等问题，约翰逊在１９６５年１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目标。他指出，“伟大社会要求的不仅是（产品）有多少，而且是有多好；不仅是如何创造，而且是如何使用财富；不仅看前进的步伐有多快，而且看我们将走向何方”〔8〕。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行肯尼迪政府的既定政策，宣布“美国无条件向贫穷开战”。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医疗照顾，发食品券，环境、住房、交通、教育、人权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措施，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由于他同时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军费的明显增加，所以他无法完全实现“伟大社会”的目标，这就是大炮与黄油不可得兼的道理。约翰逊总统毕竟在改善国内社会生活方面做了一些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即由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转向兼顾社会进步的总体利益，谋求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正如约翰逊所说，社会运行目的之达到与否，“不能用银行存款的多少来衡量，而只能通过人们的生活质量来测度”〔9〕。 本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美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十分迅速而相应地社会问题也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利弊相生共长的复杂阶段。由于生活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活质量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更新使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到生活质量因素。在这种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影响之下，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二、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追求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现实社会形势发展所产生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理论工作者极力宣传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更进一步促成了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更替之际，美国各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涉及过生活质量问题。这里只择其影响较大的学科和个人作一简单概括。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与未来学这个学科的广泛影响密不可分。未来学主要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因而关于人类生活质量面临的障碍及其改善的途径，也就是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尽管未来学派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通常都以“技术决定论”为依据，其中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即悲观派和乐观派，这是根据他们对未来社会持有的不同态度来划分的。对未来社会作悲观分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它是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教授领衔撰写的报告。书中详细研究了食品、能源、人口、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当然美国也包括在内），认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好事情，它使人类生活环境大大恶化。人类正濒临绝境，应阻止生产发展，使其处于零增长限度，以稳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时间，对未来作悲观描述成为一种时髦。众多的文章著作讨论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非福音，人类生活面临着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展望》和《商业文明的衰落》两书的作者海尔布隆纳（R. L. Heilbroner）惊呼，经济增长带来的预想不到的副作用超过增长带来的好处，它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生活的质量恶化了”。 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大批悲观性文章，主要根据当时盲目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来强烈谴责科技与经济的过度进步与发展，在生活质量问题上发出了世界末日式的预言，这不啻于给陶醉于６０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美国猛击了一掌，促使公众舆论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能源、粮食等一系列涉及生活质量的问题。根据奈斯比特的跟踪记录，到１９７３年环境问题在美国首次成为比公民权利更为重要的新闻，在报刊文章中占了很大篇幅。这充分显示了人们对生活质量问题的深切关心。 如果说悲观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唤醒人们及早认清并采取措施应付面临的危机，乐观派则是着重探讨人类潜在的机会，指出迎接挑战的办法。之所以乐观地看待人类社会未来，是因为他们与悲观派对待科技进步的态度截然不同。乐观派认为，科技进步将确保人类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得到解决，并为新的生活质量的形成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乐观派以十分欢快的文笔描绘了微电子、生物等新技术革命给生活质量带来的。他们说，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自然会改变物质生活的内容。产品成本与价格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居民的物质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和提高。随着新技术从工作场所走向家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着变化。作为日常活动基本场所的住宅，现代化设备比比皆是，人们得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乐观派认为正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才使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多，为创造更高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前提。 在以“闲暇活动”为主要标志的未来“消费社会”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卡恩（H. Kahn）写道，人们那时将摆脱体力工作的劳役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而讲究生活的和谐、安适，追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及各种生活情趣的满足；人们参加更多的礼仪活动和艺术欣赏，为了娱乐的目的而钻研手艺，组织各种体育竞赛，讲究烹馔美食，到国内外去旅游、探险等〔10〕。总之，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的社会里，享受着质量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 上面的论述挂一漏万，仅是美国未来学者们早期观点中的只言片语。近期的未来学发展洋洋大观，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领其风骚。各种未来学宏论总摆脱不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不免失之于片面。然而，从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未来学家的如椽巨笔之下，都倾注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深切关心。尽管悲观派和乐观派对未来社会观察的角度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有天壤之别，但自始至终探索的主要焦点都是生活质量问题：社会生活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人类应该抓住何种机会，采取何种手段去迎接严峻的挑战，以创造一个人人满足的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乐观派和悲观派从正反两方面向社会指出了注重生活质量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宣传生活质量理论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著名学者罗斯托（W. W. Rostow）。１９７１年在其代表作《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依次更替的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过渡到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突变”。〔11〕因为这个阶段在生活质量部门如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旅游疗养、住宅建设等行业中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生活质量的增进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 罗斯托深入分析了美国社会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必然性。他认为，以汽车工业为主导部门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已失去往昔的迅猛发展势头，随着服务行业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已逐渐让位于以公共和私人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由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引起的空气、水源污染以及大城市的衰败，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能得到真正解决〔12〕。再因为美国进入６０年代后，居民收入一般都有较大提高，人们的欲望不断变化，没有钱的时候想赚钱，有了钱就想要社会地位，想要生活环境的舒适，想要精神上的享受。在罗斯托看来，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至于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有何意义，罗斯托有一段精彩道白，“这个阶段给政治的议事日程提出了一大堆要求：要求增加教育和保健的费用，要求大量投资以减轻汽车时代的污染和城市畸形化，要求作出计划来处理与穷人的收入和不平等的范围有关的问题，要求作出计划来对付这样一些人，即在观察周围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各种机会时打算进行抗议或者以违反法律的方式挣脱这个社会的人。”〔13〕罗斯托说，这里的“穷人”和“不平等”问题主要与黑人有关；而企图“抗议”和“挣脱”社会的人，则指富裕的白人青年。罗斯托认为，黑人的贫穷和不平等可望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权利机会的扩散、平均来逐步解决。富裕白人青年问题是由于他们对严峻的社会生活状况如环境、贫穷、医疗等问题的强烈不满造成的，还由于他们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厌倦之感”，他们要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多样的生活情趣。而富裕青年的这些不满、厌倦和要求正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罗斯托满怀信心地指出，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后，将会消除因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平息社会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人们的生活丰富愉快，社会的发展稳定而和谐。 罗斯托“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理论到底有多大科学性，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和未来学派一样，他关于生活质量的理论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未来学派和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探讨，反映了当时美国学术界对生活质量研究的热切呼唤。学者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入阐述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进而为该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 现实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和理论方面的探讨、宣传，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当时社会指标的出现又从方法论上为研究提供了工具。 用何种方法去准确测量和研究社会生活，这使学者们长期为之而苦思冥想。早在１９３３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作为总统属下的社会趋向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编写了《最新社会趋势》的报告〔14〕，内容包括论述美国生活各方面状况的２９章。它并没提出一个研究社会生活的崭新方法和体系，但关于建立社会观测能力的思想却已初露端倪。 此后，在研究方法上面的努力日盛一日。最有意义的突破是６０年代中期《社会指标》一书的出版。１９６６年以鲍尔（R. A. Bauer）为首的研究小组受美国航空和宇航局委托，研究宇宙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影响。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种系统的概念构架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来对这些影响作出科学评述，于是学者们企图建立一种社会指标体系，用统计数字和数列来描述社会现状并预测社会变化。大胆丰富的想像以及精细缜密的设计，终于导致一种社会生活新的研究方法——社会指标的诞生。 同任何理论概念一样，“社会指标”一词在问世之初就存在多种歧义，时至今日，学者们也没就这一概念达成共同认可的意见。创始人鲍尔这样看，社会指标就是社会统计或“国情”，是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衡量社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的尺度”〔15〕。奥尔森（M. Olson）在１９６９年的《社会报告纲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他写道，“社会指标一词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直接服务于标准利益的统计，它有助于对一个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综合、均衡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福利的直接测量。”这里鲍尔和奥尔森都明确地道出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即社会指标是生活质量研究的科学 方法。 自１９６６年《社会指标》一书出版后，一批以社会指标为方法研究生活质量的文章和书籍应运而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１９６８年由罗素·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资助出版的《社会变化指标》。其后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发行的《１９７３年社会指标》，也引起了社会极大重视，它向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生活质量的广泛背景知识有助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这一时期的生活质量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研究者看来，生活质量的内容广泛，无所不包。除衣、食、住、行这些消费活动外，它还指工作、闲暇以及政治活动等范畴。《１９７３年社会指标》就包括卫生、公共安全、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娱乐、人口等八个方面。第二，这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用客观社会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描述分析的阶段。所谓客观指标是相对于主观指标而言，它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状况进行计量的指标。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口拥有的病床数”，就是这类客观指标。 客观社会指标无疑是准确研究生活质量的一个必要手段，在用它观测生活时，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无须明言的假定，即如果客观指标表明状况较好，则生活质量就比较高，个人对生活就比较满意。但在随后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个假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客观社会指标是否对生活质量进行了完美无缺的测量，换言之，假如客观指标表明某人在财产上十分富有，那么是否意味着他的生活质量就比别人高些，对生活的各方面就十分满意呢？ 生活质量论者对用客观社会指标作为研究生活质量的唯一测量手段日趋怀疑。他们意识到，客观指标反映的只是人们拥有某种客观物质的数量状况，而这些客观物质到底对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益处，还得从测量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中才能得知。因而学者们在测量客观生活状况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强调生活质量的主观心理方面，强调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一般认为，“所谓生活质量，就是个人在享受市场商品、闲暇、公共服务及评价他所处环境的自然社会特征时的满意水平”。〔16〕这里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人的满意水平，测量生活质量 也就是要测量满足程度。 那么，什么是“满意”？学者们指出，“满意就是客观环境与人的期待愿望综合作用的结果”〔17〕，是对欲望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它不仅取决于客观上人们能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还取决于主观上人们的感受和期望。按照坎垂尔（A. Cantril）等人的定义，满意可用一公式来表示：分子代表生活的客观状况，分母为主观期望；当分母（主观期望）大于分子（客观状况）时，满意程度就降低；反之，满意程度就升高。因而，满意水平，也就是说生活质量，受主观、客观两方面的作用。客观生活状况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它对满意度的高低只产生间接影响。即使生活在十分优越的客观环境里，人们也不一定有相应较高的满意感。因为那时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又会升高，还会产生新的不满意。富翁的满足感并不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是由于他们会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安全的资产、人身保障。种种新的期望，又会使他们徒增烦恼。 通过对生活质量概念以及满意感的讨论，研究人员对用社会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认识。同一满意水平可能来自于对两个悬殊很大的客观生活状况的评价，不同的客观生活状况也可能导致完全一致的满意度的产生，这都是人的心理期望在作祟。要测量这种心理因素，进而判断满意程度、评价生活质量，光用客观社会指标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应的主观指标。主观社会指标就是在这种对客观指标测量生活质量的不信任感中产生的，是关于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感觉、评价、态度和看法的测量手段。它的出现标志着生活质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主观态度测量方法的较早探索是６０年代中期坎垂尔的“自我标定量表”（Self-Anchoring Scale），〔18〕这是一个生活阶梯图，分为依次排列的10个等级，最上和最下分别表示生活的最好和最差境界。要求回答者在阶梯图上标明目前生活状况所处的位置，以及过去和今后所处的和期望所处的位置，这样就使人的主观心理评价这种模糊概念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显示出来了。 １９７６年坎垂尔等人又发明了Ｃs-Ｃd模式。即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为完全满意（Conpletely satisfied）到完全不满意（Completely dissatistied）等许多等级，用以测量满意感的不同程度。同年，安德鲁斯（Andrews）和威瑟（Withey）提出了Ｄ－Ｔ模式(Delighted-Terrible model): （图略） 　　回答者要在量表上标出对某一生活领域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经过技术处理后，就成为该领域生活质量状况的主观社会指标。如果用此量表对生活领域逐一测量，再汇总，便得出了对总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19〕 安德鲁斯和坎垂尔等人的主观社会指标方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作为方法论领域内“最广泛的研究”而经常为其他同行所引用。因此，１９７６年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可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行之有效的主观指标在这一年中得到完善，同年也出版一批以这种主观指标与已有的客观指标相配合为研究方法的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官方统计图册（前面的注释已提过）。方法论的成熟对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此以后，一个以客观和主观社会指标为方法综合进行的、能有资格称其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运动才真正在美国开始。 四、简单的评价 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的兴起，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以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说明了其后该研究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和外国学者的广泛响应与支持以及其影响的历久而不衰。 从对生活质量研究兴起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生活质量论者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对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清醒地指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确关系。经济增长主要指经济生产方面数量上的增加，而社会发展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除了包含前者的意义外，它还指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美国政府热烈叫喊的口号，但经济增长绝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整个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相反，它会产生许多极为严重的副作用，有时甚至引起社会的倒退。因此，经济增长应当不损害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以适应生活质量改善的要求。生活质量论者这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看法，植根于对经济盲目增长所带来的险恶社会后果的痛楚认识，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针上的一个更符合社会目标的转变。不论以后的现实政策中是否真正体现了这种转变，但认识上的变化至少是值得称道的。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是朝向人类本性的一种复归。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年代，物和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和社会运行的目的，而创造这些财富的人只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已。本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反而被动地受物类的支配，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完全受到漠视。社会的一些活动都被看成只是进行生产，生产的目的还是生产。当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后，蓦然回首，人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却处在一个环境急剧变化、贫富悬殊依然十分显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社会之中。更为可悲的是，人的价值被完全扭曲，人类本性被彻底压制。疾首痛心之余，学者们振臂高呼要重视生活质量问题，它的直接要求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要促进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人类本性的满足。人是社会的主体，应该凌驾于物之上，因此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应以人而不是以物为中心而运转。在现实社会中，人固然要进行物质生产，但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人也不是单纯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生存于世的。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创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很满意的生活质量，这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生活质量论者指出，这种尊重人类自身价值、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良好愿望，只有在一个真正以人为中心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可能逐步得到实现。还必须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工伤事故等，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另外一类问题，如贫富悬殊等则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它无法解决的。 １０多年前，生活质量研究这一学术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经过一阵热潮之后，现已转入正常的研究阶段。当初，学者们一致赞同的是，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人类生活面临的各种严重阻碍，找到改善生活状况的办法和途径，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实践结果呢？应该说，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学者们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运行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商品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并非就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而，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一直十分高昂，与此相关的环境保护以及反贫困等社会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政府部门也采纳了理论界的一部分建议，在防止环境污染、珍惜自然资源、加强工作和交通安全保护、合理利用闲暇活动时间诸多方面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措施，并成立了环境标准委员会、职业安全保健局这样一些常设机构来具体贯彻提高生活质量的各项政策。所以，不能不认为１０多年来美国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生活质量研究的广泛社会影响带来的结果，是它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是，美国的生活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并没有根本好转、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公共安全令人十分担忧，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生活质量的研究使严重的社会问题都能得以缓解，因为还得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项研究与客观实践基本相符合，迫使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问题的解决。 今天，回首东顾，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能从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中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这是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美国的生活质量问题是在盲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严重副作用时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担忧。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令人痛心的是，也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问题：环境污染加剧，交通事故频繁，工作安全缺乏足够的保障，这些问题都直接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那些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因素作为代价。因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毕竟是社会运行的终极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还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努力改善各种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最近，美国社会学教授埃思蒂斯根据定量评估方法，对１２４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逐个排队，结果中国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排列倒数第４８位！这不能不令人震惊。社会发展水平是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在内的一国国力、现状的综合指标，是生活质量的全面反映。我们势不能再这样孤立地只注视经济发展而漠视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水平继续落于人后的状况，应制定综合性的更为完整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计划，以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地发展，保持人们生活质量逐步稳定地提高；否则，美国的教训将不再只是大洋彼岸的神话。$#! 注释： 〔1〕Michael Carley, 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 1981, p.34. 〔2〕Andrews and Withey,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1976) ；Campbell and Converse,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1976); Liu, Ben-Chieh,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1976). 〔3〕吉尔伯特·Ｃ·菲特和吉姆·Ｅ·里斯著:《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第７７９页。 〔4〕《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７页。 〔5〕同〔3〕,第８１９页。 〔6〕弗雷德·阿尔瓦因:《新经济形势》,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页。 〔7〕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 〔8〕〔9〕Bauer, Social Indicators, 1966, p.228. 〔10〕Ｈ·卡恩、Ｗ·布朗和Ｌ·马特尔合著:《未来２００年》。 〔11〕W. Rosto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1971, p.253. 〔12〕Ibid., p.239. 〔13〕Ibid., p.22. 〔14〕M. Carley, p.16. 〔15〕Bauer, pp. vii-viii. 〔16〕“Analytical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Jan., 1980. 〔17〕Ian Miles, Social Indicator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75, p.68. 〔18〕M. Carley, p.36. 〔19〕M. Carley, 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