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温 洋 　　二次大战后，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其中以“新左派”运动最为突出。 “新左派”于１９５７年最先发轫于英国，是由一批力图摆脱传统左派教条的年轻左派激进分子发起的政治运动。几乎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左派”运动也在孕育之中。 １９５９年，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政治新动向》中，有这样一段话，它预示着６０年代将在美国兴起的政治风暴： 正在兴起的政治新纪元犹如崩溃的大坝。在过去麻木不仁的年代里遗留至今的各种问题，被忽视的价值观，以及被闲置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就像咆哮的洪水，顷刻间淹没了干枯的土地……。〔1〕 　　美国的“新左派”的根基是在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反社会、古巴革命、民权运动，以及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但是它正式出现于６０年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始于１９６０年２月１日，北卡罗来纳学院（North Carolina College）的四名黑人学生的午餐静坐示威。“新左派”运动基本上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据《幸福》（Fortune）杂志（１９６０年１月）的统计，全国６７０万年龄在１８－２４岁之间的大学生中，有７５万自称是“新左派”。这些人一般 都是来自中等或中上等阶层的家庭。在学校学习成绩约在中上等以上。他们积极参与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平队”，反战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同时，学生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同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作对视为他们改造美国社会的手段。这批被称为“嬉皮士”或“鲜花之子”（Flower Children）的年轻人放弃一切政治口号，也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他们聚在一起，从价值观念和语言，到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一套同美国主流文化完全对立的文化——“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 “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成为美国６０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经过了近10年的“革命”和“造反”后，“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都相继成为过去。经过７０年代的沉默和反思后，一批当年的“新左派”变为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的“新右派”（亦即“新保守派”），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一、产生“新左派”的社会背景 美国“新左派”的产生，除了受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外，更多地还是美国战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产物。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一个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阶段。到了５０年代，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公司化的国家”（Corporate State）。这些由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合并组成的大公司，以美国前所未有的财力和生产力，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Ｊ·Ｋ·加尔布雷斯在分析此时美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 1962年,美国最大的5家工业公司共具有360多亿美元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１２％；５０家最大的公司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１／３；５００家最大的公司占２／３。拥有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公司共有２０００家，占美国制造业全部财产的８０％。〔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汽车、电冰箱、洗衣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追求物质享乐，超前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后工业社会也意味着现代科技的运用和普及。工业的自动化、电脑化、系统化使得现代科技具有万能的神威，它们的价值甚至超过人的价值。人被“物化”和个性消失的感觉被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斯龙·威尔逊的长篇小说《穿灰法兰绒西装的人》（The Man in Gray Flannel Suit, 1955）是反映当时美国社会的代表作品。威尔逊笔下的美国人，是技术和机器的派生物。人人穿灰色的法兰绒西服，个个循规蹈矩，机械地扮演社会加于他们的角色，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和选择。年轻的一代无法接受这种压抑个性的社会价值观。“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就是年轻人对５０年代的人情淡漠、精神空虚、苦闷彷徨的“非人化”生活的反抗。〔3〕“新左派”的活跃分子杰克·纽菲尔德在谈到工业社会对年轻人的思想的影响时说，“新左派”运动是一场“反抗压抑人性需求的冷漠和非人性的机器的运动……。在毫无人情味的机器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失去了自我意识。”〔4〕 除上述社会经济的因素外，在政治方面，美国也面临新的考验。首先是以黑人要求平等权利为主的民权运动。黑人的愤愤不平积蓄已久，终于在６０年代爆发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静坐示威、集会游行，甚至流血事件，使美国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 使美国陷入政治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越南战争。截至１９６８年中旬，美国已向越南战场派遣了多达５５万人的军队。美国人生平第一次能从电视屏幕上亲眼目睹越南战争惨状的实况转播。反战情况很快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层对越战的态度。 就是在上述多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下，“新左派”的势力和造反目标逐渐形成。然而，在思想上对“新左派”产生极大影响，并决定了他们采取左派态度的，是以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一批思想理论家。 二、“新左派”的思想背景 被“新左派”奉为先驱和英雄的有诺曼·梅勒、Ｃ·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保罗·古德曼等人。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大大地激发了“新左派”的造反精神。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现状和欧洲的各种思潮，如社会主义、弗洛伊德学说、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促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美国。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诺曼·梅勒。梅勒是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被誉为“新左派”的奠基人物，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希拉里·米尔斯在她为梅勒写的传记中叙述了梅勒对“新左派”的诞生所起的作用： 梅勒的激进思想的形成已达１０年之久。现在，他要以一个哲学导师、榜样和积极分子的资格，投身到即将到来的同权力机构的斗争。〔5〕 　　杰克·纽菲尔德是６０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份名叫《乡音》（The Village Voinc）的报上讲到： 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梅勒就已告诉人们，这场革命即将到来；当麻木的自由派还在积极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撰写发言稿时，梅勒就已把约翰逊称为杀人魔王；当“新左派”在Ｃ·赖特·米尔斯的眼里还只是一点微弱的光亮时，梅勒就已开始大谈黑人、吸大麻、古巴革命、暴力、社会制度……以及颓废派的问题。〔6〕 　　梅勒的《白皮肤的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8）、《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5）等作品对“新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查里·罗宾也是“新左派”的活跃分子。他在谈到《白皮肤的黑人》对他本人的启发时讲到：“这篇文章我读了四五遍。‘新左派’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白人喜欢，并且希望能像黑人那样。诺曼·梅 勒在《白皮肤的黑人》中指出了这一点，认为黑人的感情要比白人的真挚。他是第一个向人们提出这一问题，并让人们对此深思的人。”〔7〕 艾比·霍夫曼也是一位“新左派”。他在上中学时，就读了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但是，若让我说哪个美国作家写的文章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霍夫曼说，“那该是《白皮肤的黑人》。它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论述以前涉及过的所有问题（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诗中所表达的和爵士乐的歌词所唱的），使它们富有政治意义。”〔8〕 梅勒在解释《白皮肤的黑人》中的暴力场面时，明确指出：“被杀死的不仅是一个５０多岁的弱不禁风的老人，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凶手摧毁了私 有财产，重新确定他同警察的关系。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危险人物。”〔9〕 对“新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社会学家Ｃ·赖特·米尔斯，史学界通常把“新左派”一词的创造归功于他。 米尔斯对社会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一是政治的。但是，焦点都集中在提醒人们，在工业化社会生活中，人的价值所面临的挑战。 米尔斯指出，在后工业化的美国，新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价值准则，淹没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在他的《白领阶层》中，米尔斯指出，美国传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从１９世纪的“自身命运的主宰”变为２０世纪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hired labour）和“微不足道的人”（little man）。米尔斯认为，在崇尚科技的社会里，人应有的自尊和个性被忽视了。“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是快乐的机器人、懂技术的白痴和想入非非的现实派……。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挑战；是在质问我们，什么样的人和文化才是人类所向往的。”〔10〕 米尔斯在他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1957）一书中还指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造成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人们不仅对自身命运失去了控制，（政府的）责任感也正在消失，而且变得公开不负责任。我们必须让掌权的人对重大事件负责。我们必须揭穿他们声称不负任何责任的荒谬借口。〔11〕 制定政策的人应对社会和人民负责。但是，可惜的是，人们对此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米尔斯提醒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有助于文化发展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些价值受到了破坏，及其表现在何处。”〔12〕 那么，谁能站出来指责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呢？米尔斯的回答是：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分子，还有谁更能了解历史上具有创造历史意义的决定的作用？还有谁更有资格懂得，命运应成为政治问题？”〔13〕 如果说，梅勒，米尔斯从揭示社会现实的角度，激发起“新左派”的造反精神的话，那么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为“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尔库塞是“新左派”最敬慕的哲学家。他把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同弗洛伊德的“人性的压抑感”的观点搀在一起，形成了他对现代社会人如何得到解放的观点。他指出，民主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年轻人的造反运动，都是由于人所感受到的“压抑”所造成的。 马尔库塞不像马克思那样，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从人的心理因素谈人的解放。他在《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一书中，把“人”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感”既是心理因素，也是社会因素。〔14〕 马尔库塞的所谓“人性”是同“技术，机器，理性化的社会”相对而言，它包括人的“直觉、想像、感情”。他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因为“不断发展的单面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改变了理性世界同非理性世界的关系。”本来相互对立的两种世界，如生与死，欢乐与痛苦，魔术与科学，已都交织在一起。美丽也是恐怖、秘密核工厂；民防指挥部也是舒适美观的住宅。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15〕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面社会。 使“新左派”倍感振奋的还有保罗·古德曼的“乌托邦”观点。古德曼的思想在充满社会理想主义（Social Idealism）的“新左派”中引起了共鸣。 古德曼的《社区》（Communitas, 1947）是一本谈城市规划的书。书中的城市生活充满了人情味，“是生动的社会舞蹈”，是人类寻求精神满足的场所。 他在小说《帝国城市》（The Empire City, 1964）里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每一个人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能有工作。”〔16〕 古德曼在提出他的理想主义的目标的同时，还号召年轻人“立即行动起来”，用双手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１９６１年，他亲自参加了在兰姆书局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某些聪明人的无效批评》（The Ineffectuality of Some Intelligent People）的文章，批评知识界只空谈理论，不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17〕在一篇批评高等教育的文章——《学术界》（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中，他号召学生们罢 课、退学，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学生们立即响应。全国多数大学都相继发生了学生退学的事件。 三、“新左派”的性质 在上述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新左派”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声势强大的力量。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这一社会浪潮中。 那么，“新左派”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他们同“老左派”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两者的区别大体上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１．“新左派”强调投身于实际行动；“老左派”重视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４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造反派，不像３０年代的造反派那样具有政治倾向。他们不相信那些既成的体制，也不接受旨在推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 同年５月８日《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文章援引了“新左派”的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的一位领导人讲的一段话，表明了“新”、“老”左派的区别：“我们这个运动是从反对‘老左派’及他们喊了多少年的教条开始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的问题和直接投身到运动中去。我们不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吵苏俄社会的本质，或者探究南斯拉夫是否是工人阶级的国家。”〔18〕 一些同情“新左派”运动的中年人也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分出是非曲直，而是注重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纽约邮报》的编辑詹姆斯·韦斯勒说：“现在的学生就像在３０年代一样，希望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３０年代）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是，当今的学生们却热衷于民权运动与和平事业。”〔19〕 保罗·古德曼称赞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不想四平八稳地造反。他们要冒险。……他们要接管一切。”〔20〕 伯克利分校“自由学生运动”（Free Student Movement）的领导人给“新左派”下的定义是：“这些学生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他们读加缪的书。”〔21〕 ２．“新左派”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自由的重要性；“老左派”强调理性世界、科学技术对改造社会的奇迹般的作用。 哲学家艾恩·兰德目睹了６０年代“新左派”的兴起。她认为，“老左派”基本上是３０年代以来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崇尚理性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最科学的社会制度。只有在高度科学性和组织严密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才能得到发挥，造福于人民。“一个现代化工厂生产的鞋，够全世界的人穿。” “新左派”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22〕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３．“新左派”认为，战后的美国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老左派”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则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老左派”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的进步有待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新左派”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传统的阶级分类已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成分和定义也发生了变化。 工人 同资本家之间不一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最终也不一定爆发“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老左派”可能会说：“没有工人阶级，你将一事无成。”“新左派”则会反问：“所谓工人阶级到底指的哪些人？”〔23〕 “新左派”基本上通过学生运动进行“革命”。这些学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占大多数，他们对现实不满，相信美国会变好，并希望通过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参加“和平队”，活跃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之中。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其他年龄层和社会 层的支持；另一类是激进分子，占少数。他们从罢课示威、驱赶校长、占领校舍，发展到烧征兵卡、上街打架、留长发、穿破衣、吸毒、放纵性欲，成了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创造了一套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与主流社会相对的“反主流文化”。他们虽是少数人，但是在历史的记录中，由于他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之大、影响之广，“新左派”的标签也往往贴在他们身上。至今，他们的某些影响仍未完全消失。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的目标显得过于宏伟，而失之具体。他们只有和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溶在一起时才表现出实际效果。杰克·纽菲尔德也不否认这点。他在《一群预示未来的少数派》中写道：“新左派”运动对思想意识、组织原则、经济学和传统的政治形式等问题不感兴趣……。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超验主义、玩世不恭、民粹主义、神秘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等成分。这些也常常表现在个别“新左派”的言行上。〔24〕 尽管“新左派”运动常被认为是没有一个明确政治纲领的造反运动，但它在６０年代各种运动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四、“民众参与民主” “民众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一译“分享民主制”）是“新左派”的口号。在“新左派”的纲领性文件《休伦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指出，政治生活的目的应是将人民组成一个整体，应能帮助人民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愿望。“新左派”的各种政治活动基本上体现了《休伦宣言》的精神。他们在“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方面颇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具体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二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三是反对学校当局。 在“新左派”对社会进行全面抨击的过程中，社会上的种族歧视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６０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到南方去，了解那里的种族歧视情况，并且发动黑人起来参加 民权运动。这些学生回到北方后，在本校掀起了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 “非暴力协调学生会”（ＳＮＣＣ）的创建人之一朱利安·邦德在回忆６０年代该学生会积极参与南方民权运动时说：“ＳＮＣＣ的计划是到像北卡罗来纳州的塞尔马这样的地区，开始组织那里的民众，干上一二年，搞起一个运动，使它能迫使地方当局允许黑人有选举权。”〔25〕 “新左派”积极参与的另一个运动是“反对越南战争运动”。 “反战”是“新左派”抨击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焦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同学生们在学校、教堂或父辈那里得到的“美国是个道义的国家”的教育大相径庭。被推崇的现代科技和发达的生产力竟然会用在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战争之中。更有甚者，政府的各种宣传还一再为它的行为赋予人道、正义、捍卫自由的神圣使命。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５日，积蓄几年的反战情绪终于爆发为全国范围的反战示威游行。这是反战运动的高潮。全国各地有２００万人参加了这一行动。在此之后，各种反越战的活动从未停息。据奥克兰的一家特殊服务中心统计，在被征入伍的年轻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不去报到。５０万张征兵登记卡被撕毁。据一位记者报道，在美军的一个班里，有一半的人胳膊上带着黑袖章，以示对反战运动的同情。又据《幸福》杂志（１９７０年）的一份统计，在１００万名大学生中，有３／４的人自称是“新左派”。尼克松总统的一个“校园动乱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的学生……反对印度支 那的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是错误的，那么，所有支持这场战争的政策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26〕 “新左派”的第三个造反行为是“反对学校当局”。 大学生们把学校做为反抗社会的目标是必然的。他们把学校看作美国政府的化身，是宣传和维护美国现行政策和价值观的重要喉舌和机构。 进入６０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大学成立了各种学生造反组织，但学生同学校当局的矛盾的急剧恶化是在６０年代后期。学校对种族歧视和越战的态度，构成了矛盾恶化的起因。 １９６８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运动，质问校方对越战的态度。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辩护。学生们在给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27〕 当哥大新建的体育馆专为黑人学生出入开了一个便门时，学生们对校方的种族主义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撕毁了校方储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等，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校方在越战和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新左派”的另一个组织“气象员”（Weathermen）在它的宣言中写到： 我们处在世界范围的魔鬼的心脏。（我们的）任务是消灭美帝国主义，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28〕 五、“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１９６８年的反越战大示威很快被警察平息了。随之，“新左派”运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了７０年代已失去以往的势头。“新左派”阵营内部的四分五裂更加剧了这一运动的解体。有的成了“嬉皮士”；有的转入地下，另立旗号；有的埋头经商，不问政治；有的则成为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的“新右派”。 导致“新左派”运动解体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从客观上看，６０年代末，正当“新左派”运动发展到顶峰时，美国的政治和科技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对“新左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首先是１９６８年，代表右翼势力的尼克松当选总统。这不能不说是近10年来，“新左派”造反运动为自己制造的一个反作用力。占美国社会大部分的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意“新左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摧毁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些人在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保守口号的吸引下，构成对“新左派”激进思想的抵制力量。尼克松的上台被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看作美国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希望。 此外，１９６８年不仅意味着右翼势力上升的转折点，同时，一直被“新左派”批判的理性和科技的力量又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新左派”）显示了它的力量。１９６８年圣诞节前夜，三名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８号围绕月球飞行。整个美国被这一事件迷住了。人们坐在电视前，听着从太空传来的宇航员对地球的描述。屏幕上出现了月球和地球的图片。１９６９年７月，阿波罗１１号首次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愿望。科学技术不仅征服了宇宙，也征服了美国人。阿波罗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将“新左派”的鄙弃科技力量的风气一扫而光。 １９６９年，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对“新左派”又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越南战争是“新左派”用以反抗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支撑点”。只要越战不停，“新左派”的造反就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且“新左派”相信，只有通过他们的革命，推翻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越南战争才有可能结束。但是，“新左派”没有料到，美国政府竟然会主动从越南撤兵。它意味着，现行的制度还能运转，并且行之有效。曾任６０年代“新左派”喉舌的《壁垒》（Ramparts）杂志编辑的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在谈到美国从越南撤兵对“新左派”的影响时说：“当美国军队最终撤回国时，我们一些人开始对我们的政治信念进行长久和痛苦的反思。”〔29〕 美国撤出越南后，越南并没有像反战勇士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越南在柬埔寨的帝国主义行为和在国内的不人道统治，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景，沦为难民。这些现象不仅暴露了越南统治者的本质，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批曾为越南独立而奋斗的“新左派”。他们为之奋斗的越南似乎背叛了他们。他们的失望之情不亚于３０年代“老左派”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苏联的失望。 ７０年代初，美国还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冲淡了６０年代遗留下的政治风气。全国上下被经济危机的紧张不安气氛所笼罩。经济形势的恶化使人们冷静了许多，心理的“满足点”也低多了，实际多了。６０年代的富裕生活使人们有闲暇去满足精神上的追求；而在７０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喂饱肚子，就是最高的需求了。许多６０年代雄心勃勃的造反派放弃了昔日充满浪漫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６０年代的气氛是一味追求自我意识，以至达到放纵自我的地步；７０年代则被克制自我、服从规范的风气所代替。 “新左派”运动的解体也有其主观原因。其中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新左派”内部的分裂。到了６０年代末，“新左派”阵营内部已出现明显的分裂倾向。“新左派”最大的学生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ＳＤＳ）被分成许多目标和口号不同的派别。“疯狂者”（Crazies）主张无政府主义；“进步劳工”（Progressive Labour）崇拜斯大林主义；“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提出暴力革命的口号；“气象员”（Weathmen）热衷于恐怖暴力活动。此外，在１０万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中，竟有９万多人愿意当“嬉皮士”，或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独立激进分子”。 上述种种因素无疑会影响“新左派”运动的方向。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些人失去了公开造反的社会气候，转入地下，继续为“新左派”的事业奋斗；有的则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另树旗号，自成一体；有的在经过沉默、反思后，成了“新右派”；有的则加入“反主流文化”的阵营，成了“嬉皮士”。 “新左派”运动最终给 美国留下了什么？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大大改变了黑人和妇女的社会地位。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和１９６５年的《选举法》至少在法律上保证了黑人的应有权利。妇女的权利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到７０年代后和８０年代，如果再讲“妇女的天地只限于做饭和料理家务”的话，那么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抨击。黑人和妇女地位的改观（尽管是有限的）是与“新左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并制造如此浩大的声势分不开的。他们使决策者不得不考虑黑人和妇女的 问题。 “新左派”的反战运动也给政府很大的冲击。美国在越南的每一次新的军事行动，都会在国内引起一场新的反战浪潮。国会在越战后期拒绝同五角大楼合作，不再增加军事拨款，这其中不无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的因素。 从消极的方面看，“新左派”留给美国最大的副作用是，他们在造美国政府的反的同时，也摧毁了以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新左派”只知造反、革命和“破坏旧世界”，但是没有意识到，“破坏”并不等于“建设”，因此，６０年代留给７０年代的，是无章可循 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尼克松的“恢复社会秩序”（bring us together）的口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这也是为什么“新保守派”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被６０年代破坏殆尽的“道德文化”（moral culture）。 １９８０年里根上台，标志着保守势力的进一步扩大。转入地下的“新左派”无法掀起大的风浪，“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整个社会风气是右倾的。变为“新保守派”的前“新左派”分子成为８０年代活跃的政治力量。 科利尔和霍罗威茨在谈他们为何从以前的“新左派”变为里根的支持者时，讲道： 一点不错，我们的确背叛了６０年代。投里根的票确实是告别过去的一切：沉迷腐败的第三世界理论的自我陶醉的幻想；着迷于苏联的集权统治；虚伪和自命不凡的反美情绪。这是“新左派”留给美国主流政治的遗产。〔30〕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一大批前“新左派”人物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在６０年代的造反运动深表忏悔。他们认为，６０年代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美国“新左派”的结局像一度向往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如“纽约知识分子”集团）转为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反映了近２０多年来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趋势。 注释： 〔1〕Hilary Mills, Mailer: A Biography (New York: Empire Books, 1982), p. 233. 〔2〕John 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67), p. 86. 〔3〕施咸荣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北京，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4〕Jack Newfield, A Prophetic Minority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66), p. 23; p. 87. 〔5〕Mils, p. 288. 〔6〕Ibid. p. 134. 〔7〕Ibid. p. 290. 〔8〕Ibid. p. 291. 〔9〕Ibid. p. 186. 〔10〕Carl Oglesby, ed., The New Left Reader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9), p. 26. 〔11〕Ibid. p. 24. 〔12〕Ibid. p. 26. 〔13〕Ibid. p. 25. 〔14〕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 93. 〔15〕Oglesby, p. 33. 〔16〕Paul Goodman, The Empire City (New York: Macmilliam, paper, 1964), p. 277. 〔17〕Paul Goodman, Drawing the L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97-111. 〔18〕Ayn Rand, The New Left: 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70), pp. 20-21. 〔19〕〔20〕〔21〕Ibid. p. 21. 〔22〕Ibid. p. 91. 〔23〕Oglesby, p. 13. 〔24〕Newfield, p. 20. 〔25〕Peter Joseph, Goo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 in the Nineteen Sixt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r ＆ Company, Inc., 1974), p. 70. 〔26〕William Chafe, The Unfinished Journ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05. 〔27〕Ibid. 〔28〕Ibid. p. 408. 〔29〕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March 17, 1985). 〔30〕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