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导条约看美苏在军控方面的新变化 于智勇 　　美苏经过历时六年多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协议，并在华盛顿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期间由美苏首脑正式签署。许多评论文章已对中导条约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故本文仅谈美苏在军控方面的某些新变化。 一、 美国和苏联战略思想的转变 第一项真正裁减核导弹的美苏中导条约之所以能得以缔结，固然有苏联对美国中导能打击己方领土上目标，而己方的中导却不能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利弊权衡以及美苏对各自的经济、国内政治等方面的考虑，但美苏两国核战略思想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双方达成中导协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变化是以高技术领域中的各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推动力为物质基础的。 就美国而言，由于美国在高技术领域里居领先地位，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转变也开始得早。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ＳＤＩ）就是美国战略思想开始转变的标志。几年来，在美国战略思想逐渐由“相互确保摧毁”向“确保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道路并不平坦，而是险象环生。首先，苏联想方设法打掉ＳＤＩ，其手法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变化多端；其次，美国国内有阻力，这不仅是部分公众和科学界的反对，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利用其掌握的“钱袋的权力”对ＳＤＩ在拨款上的限制；再次，ＳＤＩ在试验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上的障碍也时而对ＳＤＩ命运产生影响。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思想转变的进程 和趋向仍未发生逆转。 在美苏中导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经受了苏联强大压力的考验。苏联先是用把中导条约谈判与ＳＤＩ挂钩的方法，后又变换手段在ＡＢＭ条约遵约问题上对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都在于打掉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或至少延缓其发展速度。里根在苏联的压力下，对于ＳＤＩ毫不松动，最终在中导条约与ＳＤＩ脱钩的条件下与苏联达成了协议。由于里根在ＳＤＩ上的立场十分强硬，以至于有人把ＳＤＩ称为里根的“宝贝儿”（Baby）。其实，从美国统治阶级主流对ＳＤＩ的宠爱来看，ＳＤＩ更是美国统治阶级主流的“宝贝儿”。用里根的话来说，“战略防御计划是美国９０年代以至更远时期的安全战略的基石。它不是向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一条加强美国未来安全的道路。”〔1〕看来，经过中导条约和华盛顿首脑会晤的考验，美国已经开始的战略思想转变进程将更为巩固、坚定；而且，战略思想转变的产物ＳＤＩ的地位将更为牢固，并将继续得以实施。 苏联在外空武器研究上投入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并不少，但一般的看法是，苏联在与外空弹道导弹防御相关的高技术领域落后于美国，因此在战略思想转变开始的时间上落后于美国。但苏联在中导条约谈判期间和首脑会晤前后有两个较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军方首脑所阐述的“足够的防御”理论，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概括这个理论就是：“凡是超出合理的、足够的防务需要的步骤，我们一步也不采取。”〔2〕另一个变化是苏联从过去诋毁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效用转变为公开承认苏联也在搞与美ＳＤＩ相类似的导弹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正在进行基础研究，这种研究在某些方面包括了美国列入防御倡议的一些问题。”〔3〕这些变化表明，苏联的战略思想也在开始转变。 在核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总的来说，美苏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有一个美国变化在先与苏联随后跟上的时间差，这次也是这种情况。这说明，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不仅是推动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动力之一，而且还决定着军备竞赛的内容和趋向，这在目前大概是不以美苏任何一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另外，在谈论美苏战略思想开始转变的时候，应当看到：尽管美苏都已先后开始了战略思想的转变，但这种转变目前还只是刚显露出进程开始的迹象和转变的趋向。美苏迄今仍奉行依靠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进行核威慑的核战略，并且在今后的若干年里仍将依靠核威慑。 二、“信任，但要核查” 里根在中导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致词中用俄语和英语对戈尔巴乔夫说了“信任，但要核查”(Trust, but verify)这句话，引起来宾发出一阵笑声。正如戈尔巴乔夫回敬里根所说的那样，里根“已多次重复说了这句话了”。〔4〕可见，此话并非戏语，而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在信任与核查问题上，美苏历来是针锋相对的，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美国 认为，苏联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在与苏联签订核军备控制条约时，必须要有严格的核查规定。所以，核查是以对苏联的不信任为前提的，既是防止苏联搞欺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又是建立信任的措施。苏联则认为，核查必须以相信缔约国怀有遵约的意愿为前提，不信任只能产生于证据确凿的对方违约行为，核查应以“充分”为限。勃列日涅夫曾对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互相欺骗，那我们干嘛要这一纸条约呢？”〔5〕可见，美苏在核查的前提上观点是不同的。此外，在核查的要求上，苏联以前一直坚持“充分”的核查，只 允许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核查，反对现场核查(on-site inspection)；美国在核查的要求上按严格程度划分有两种，即充分(adequate)、有效(effective)核查，采取何种核查标准因政府而异。例如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采取“充分的核查”作为军备控制条约的标准，尼克松在给ＳＡＬＴ—Ｉ谈判小组的指示中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任何军备限制条约都不可能是绝对可核查的。与之相关的考验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我们是否能充分确定遵约以捍卫我们的安全的实际标准——即，如果发生足以构成重大危险的大规模违约行为，我们是否能察明试图的违约行为，还有我们是否能够及时地这样做，以便作出充分的反应。经受住这个考验就是我所使用的术语“充分的核查”的意义所在。”〔6〕 里根政府对于核查的要求不同于其前几届政府，认为“充分的核查”是不够的，而且也是模棱两可的。里根不仅将其前任所签订ＳＡＬＴ—ＩＩ条约斥责为“有致命缺陷”的条约，而且摈弃了“充分的核查”的标准。里根政府所采用的核查标准称为“有效的核查”。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具体区别呢？里根政府并未正式阐明，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区别是相当显著的。 在理论上，“充分的核查”属于所谓的“实质学派”(substantive school)；而“有效的核查”则属于所谓的“法律学派”(legalistic school)。前者的论点是：美苏双方拥有的核军备水平已经相当高，而且双方的战略核 力量大体平衡，因此要对战略平衡产生显著的影响，必须作出“实质性的”努力才能奏效，而要作出这种努力在国家技术手段的监视下是不可能做到秘而不露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就ＳＡＬＴ—ＩＩ条约作证时说：“简言之，存在着起到威慑苏联搞欺骗作用的双重约束。要想不被发现地进行，苏联搞的任何欺骗都不得不在小规模范围内进行，以使之不具备重要的军事意义。在此种规模上的欺骗几乎不值得所涉及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任何严重到足以影响军事平衡的欺骗都将被及时发现并有充足的时间采取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行动。”〔7〕后者的论点是：任何违约行为，包括不具备军事或战略意义的违约行为，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这关系到缔约国是否具有遵约的愿望和可信性。“法律学派”的另一个论点是：任何微小的违约行为都可能被一方用来试探另一方的决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容忍了小的违约行为，就有可能使对方胆子更大，从而丧失了己方坚持遵约的可信性。 从实践上看，“充分的核查”主要以国家技术手段作为核查手段，并不要求采用更为严格的现场核查；而“有效的核查”则要求国家技术手段与现场核查并用，以保证条约能够得到严格遵守和排除国家技术手段所不能确证的疑虑。 鉴于上述区别，里根政府要与苏联达成包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的核查制度”〔8〕在内的中导条约，必须满足两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苏联同意接受现场核查；二是美国也要对其极端保守的核查前提作出某些修正或掩饰，以便为新的核查制度奠定基础。苏联在核查方面一反过去的传统做法和政策，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现场核查。在此情况下，里根也不好大谈不信任苏联，故在核查与信任的关系上作了修正。这样，在核查问题上不仅是苏联的立场起了变化，美国的立场也起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核查立场的前提已由以公开宣布不信任苏联为前提改为“信任，但要核查”。 三、非对等削减——美苏核军备控制协定中的先例 根据中导条约，苏联要销毁１７５２枚导弹和２５７２个核弹头，而美国要销毁８５９枚导弹和相同数目的核弹头。这样，在导弹数量上，苏联比美国多削减１０４％；在核弹头数量上，苏联比美国多削减１９９．４％。从数字上看，差距悬殊。这样不对等地削减核武器在核军备控制协定中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美国不少军控行家认为中导条约所开创的非对等裁减是美国从中导条约中获得的重要收益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导条约只是核裁军的第一步，如若非对等裁减原则能适用于今后可能达成的大幅度核裁军条约以及裁减常规军备的协议之中，其作用将会是极其重大的，意义也将会是深远的。 一般来说，苏联在武器的数量上占优势，而美国则在技术上技高一筹。在化学武器和常规部队的兵力和武器数量上，苏联在数量上多于美国。所以，美国对中导条约所创立的非对等先例是十分看重的，寄希望于在今后这些领域的裁军协议中运用非对等原则，从而达到要苏联多裁、打掉其数量优势并保持己方质量优势的目的。对此，苏联一方面对此持警惕态度，告诫美国不要企图迫使苏联单方面裁军；另一方面，苏联认为己方也可从非对等原则中有所收益。因为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方面，美国的核弹头总数多于苏联，若达成削减５０％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就得多裁减核弹头。 总之，对于非对等 削减，美苏各有其如意的盘算，而且美国看起来对非对等削减更为欣赏。但应当指出，苏联在中导条约中所作的非对等削减让步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即苏联以多削减己方打不到美国本土的中导这个让步来换取消除美国中导对其领土的威胁。在军控其他领域中，这个促使苏联在中导条约中作出非对等削减让步的因素并非都存在，美国也不会听任苏联反过来利用非对等削减来实现苏联的意图。所以，虽然非对等原则带给美苏一些希望，但到头来也许带来的是围绕此问题而产生的更大的矛盾和更激烈的争斗。 四、结论 美苏在战略思想上开始转变，首先意味着军备竞赛发展方向的逐渐转变，即从发展进攻性战略核武器逐渐转向重点发展战略防御系统。如果说ＳＡＬＴ—Ｉ协定之前核军备竞赛的主要方向是核导弹的数量，ＳＡＬＴ—ＩＩ之后７０年代的核竞赛主要是发展核武器的质量，那么今后的军备竞赛的主要方向就是战略防御武器系统。其次，美苏战略思想转变的趋向对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可以说，已签订的中导条约和正在谈判的削减５０％战略核武器的条约都与双方战略思想转变的趋向所产生的影响有密切联系。由于美苏战略思想开始转变，几年前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或将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对美苏大幅度裁减核武器的可能性既要有思想准备，当然也要避免对此过于乐观，忽视了美苏仍然依靠核威慑，双方在核武器领域的竞赛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现在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只是军备竞赛的重点或主要方向与以前不一样了。另外，美国战略转变的趋向经受住苏联在中导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首脑会晤期间施加的强大压力的考验，今后将更为巩固并继续发展，苏联的战略思想也已明显地开始转变。因此，今后在军控领域里将出现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有人曾因苏联在有关战略防御系统的技术发展上暂时落后于美国而把苏美外空竞赛比喻为龟兔赛跑，实际上，与童话不同的是，现实中的“兔子”是警惕的，现实中的“乌龟”不仅顽强而且行动速度并不太慢，谁胜谁负还要待日后见分晓。 在中导条约谈判过程中，苏联在核查方面的变化为世人所瞩目。其实，美国在核查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不甚引人注意。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它适应了新的核查制度的需要，为新的核查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说，在需要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才能建立有效的核查制度的新时期，“信任，但要核查”标志着美国不得不改变其极端保守的以不信任苏联为前提的核查立场，尽管这种“信任”也许是言不由衷的。另外，美苏在核查方面的变化表明，双方已倾向于“有效的”(effective)和“严格的”(stringent)核查标准，“充分的”(adequate)核查在今后的核军备控制协定中将不再是美苏所采用的核查标准。这个变化不仅是美苏在核查立场上突破了现场核查这个过去的禁区所致，而且也是真正削减核武器的军控条约的客观需要。 中导条约所开创的非对等削减先例确有其重要意义，但从军控全局来看，非对等削减原则对美国更为有利。可以预料，在化学武器、常规军备等军控谈判中，美国将凭借这个原则压苏联多削减，打掉苏联的数量优势。但苏联在尽量利用这个原则为己所用的同时，绝不会让美国利用这个原则为所欲为。因此，非对等原则带来的也许不是美苏所期望的结果，而可能是更激烈的讨价还价。 注释： 〔1〕《参考资料》，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７日。 〔2〕《参考资料》，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3〕《参考资料》，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６日。 〔4〕《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９日。 〔5〕Michael Krepon，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Inc. 1984, pp.14-15. 〔6〕Ibid., p.17. 〔7〕Allan S. Krass，Verification: How Much is Enough, Taylor ＆ Francis Ltd. Sipri, 1985, p.142. 〔8〕《参考资料》，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