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意，创新风 ——评新出版的《哥伦比亚版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 施咸荣 　　１９４８年出版的由罗伯特·Ｅ·斯必勒等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在序言里一开始就指出：“每一代人应该写出至少一本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历史。”这部文学史许多年来一直被誉为“里程碑”，一版再版，１９７４年出至修订第四版时，编者们才承认自己违背了当初的诺 言，决定此后不再修订重版，而鼓励新一代学者们用新的观点重新撰写一本大型美国文学史。确实，在过去４０年中，美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势必影响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到了８０年代，撰写 新文学史的计划终于提上了日程，两位名教授毅然担当起负责主编的重任：一位是哈佛大学的萨克凡·柏柯维奇教授，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主任埃摩瑞·爱略特教授，前者主编五卷本剑桥版美国文学史，同时也为后者当编辑顾问；后者主编一卷本哥伦比亚版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爱略特组织了６０余位著名学者撰写与各人专业有关的章节，邀请八位名家当副主编和编辑顾问，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编写工作，全书于１９８８年初出版，共１２６３页，以年代分五大部分：从开始至１８１０，１８１０—１８６５，１８６５—１９１０，１９１０—１９４５，１９４５至目前。所引用的最新作品截至１９８７年。 一 主编者爱略特在前言与总序里很强调自从１９４８年版斯必勒主编的文学史问世以后４０年间社会、政治、文化上的种种变化对编写文学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６０年代的女权运动与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斗争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与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而促使文学史家们不得不对美国的妇女文学与黑人文学重新作出评价。但对编写文学史影响更大的，却是文化思潮上的变化。 编者认为，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期，美国文学史家的矛盾和争论只存在于强调史实的实证主义派与强调作品内在美学的新批评派之间。但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从法国和德国传入了新理论，把“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新方法应用到文学评论中，于是对精神与物质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固定的关系提出了质疑，进而对知识的本质——特别是涉及文学作品、历史、意义及真实性等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有些理论家认为，鉴于人类的知识有限，我们必须接受一种超越个人洞察力的根本相对论。例如，两个人可能对实际存在着密西西比河抱一致看法，但每个人只知道通过个人经历、阅读及幻想所认识的密西西比河。因此实际上有无数密西西比河，其数目之多不亚于用来思考密西西比河的头脑。 对待历史也一样，原始记录、日记、书信、报刊、第一手官方文件或统计数字也被认为并不真正反映历史，所谓“历史”只是个别史家凭他个人的观察与兴趣审读史料后写出来的东西，靠他的修辞与叙述技巧使读者相信他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正式历史也不过是被广泛认可的“故事”。这样，史学家的职能无异于小说家，所写的不是真实事物而是故事。 这类新理论使传统的文学史家困惑不解，他们问：能不能作历史批评了？还有那个叫作文学史的东西吗？骤看起来这些新理论似乎不利于文艺批评，尤其不利于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文学与社会，但在怀疑一切的论争中作品与“现实”、“意义”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一旦被切断，写人生经验的一切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历史的”）的修辞与政治本质一旦被揭示出来，不少评论家和史学家都松了口气，觉得无需证明自己的解释是唯一真实和正确的了。文艺批评得到了解放，变得更大胆、更纯理论性，有些评论家写的解释文章无论是风格或见解都那么富于独创性，甚至可以与创作本身媲美。评论家既然不必唯我独尊，以权威自居，他们的声音也就更具个性，更清晰可闻。 这是一场批评意识的革命，在传统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的新情况下，新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开发。过去遭到忽视的妇女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及地区作家得到重新评价，并产生出一种特别是从社会与政治角度进行评论的文艺批评。大专学校也纷纷开设讲授妇女作家、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向新一代读者扩大 了文学的定义。与此同时，对一些著名作家的标准解释却受到了挑战，有的还作了修正。例如对斯托夫人，过去只因她的书畅销而受轻视，现在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大大提高。 鉴于今天流行于世的批评方法种类繁多，爱略特的编写方针是兼收并蓄，让不同观点的作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撰写，各抒己见。 二 对什么是文学曾有过多种解释。１９４８年版《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的编者对文学的定义是“最有表现力”的作品。４０年来文艺评论家们在实践中对这一定义提出种种质疑之后，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今天已把“文学”扩展到各种表现形式，例如日记、科学作品、新闻报道、自传甚至电影。爱略特的编写方针是让各个作者与编者进行商讨后作出自己的定义。 与文学的定义相联系的问题是美国的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般美国文学史家认为美国文学始于殖民地时期，但爱略特认为“这个国家的文学史起源于居住在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的人类首先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之时”。换句话说，也就是起源于印第安口头传说——“当众多的土著美国部落中有个成员构成一个富于诗意的语句或者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北美洲最早的记载文学则是美国印第安人刻绘在洞穴墙壁上的故事。后来探险家和殖民者从欧洲北部和南部来到新大陆，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学与语言。起初他们试图保持与祖国的联系，从祖国输入文学艺术，但时间与距离往往使这一点难以做到，最后北美大陆上多种语言文字的相互竞争与冲突终于改变了移民们与土著民族的语言与文学。美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多种文化冲突、混合的结果。 爱略特的编辑方针之一就是要强调一国内的多种声音。为了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美国的文化只顺着一条“主流”发展，编者一开卷就并列了四个平行的出发点以强调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多样性。美国土著民族、英国国教徒、西南部的探险者以及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都有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在１７世纪的北美大陆竞争激烈，但对形成后来的美国文学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 种族歧视，尤其是对一度当过奴隶的黑人民族的歧视，曾是美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和污点。过去的重要美国文学史都不包括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文学，对丰富的黑人文学也视若无睹，斯必勒的文学史第三版共１４４１页，其中关于黑人文学的篇幅加起来不到二页，对本世纪２０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这样的重要文学运动只字不提，对一些重要的黑人作家也只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例如对兰斯顿·休士这样的重要黑人诗人只用一句话概括：“休士用俚语写诗，而且常用传统的民歌形式，如他的诗篇《苦孩子布鲁士》。” ５０年代非洲黑人国家纷纷独立，６０年代在美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运动和黑人抗暴斗争，黑人文艺界还出现了以“黑色权力”(Black Power)为指导思想的黑人艺术运动，这些运动与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其他政治运动相互呼应，冲击了传统的文学概念和保守的文化圈子，从而使长期存在于美国学术界中的种族主义思想有所收敛。 爱略特从担任主编之日起就扬言自己不带任何种族和肤色的偏见，要给予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以充分的注意，后来也确实在书中第四部分以三个专章论述了非洲裔美国文学、墨西哥裔美国文学与亚洲裔美国文学。如“亚洲裔美国文学”这一章以万余字的篇幅 综述了中国、日本、朝鲜裔的美国人所创作的文学，这在美国文学史上实属 创举。文中还介绍了在中国出生后来加入了美国籍的林语堂的两部小说：《吾土吾民》与《唐人街家族》。 美国黑人的英文名字随着黑人民族的觉醒已更改了几次，从最初的_American negro_ （如美国黑人诗人詹姆斯·韦尔顿·约翰逊主编的诗集在１９２２年初版时就称作 #FK The 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 #FS）改为后来的_black American，到了６０年代，又认为_black_象征肤色，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因此又改为_Afro-American，目前美国黑人在英语中的正式名称是“非洲裔美国人”(Afro-American)。爱略特主编的文学史中除了有一个专章“非洲裔美国文学”专门论述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分期及它在整个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外，还把一些重要黑人文学运动和重要黑人作家分插在其他几个篇章中加以论述，从而使美国黑人文学成为 美国文学主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给予的篇幅和注意为过去各种美国文学史所未有。书中还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如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应称作新黑人文艺复兴或现代黑人文艺复兴，而发生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的第二次黑人文艺复兴应称为第三次黑人文艺复兴（第一次黑人文艺复兴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与５０年代，第二次黑人文艺复兴即哈莱姆文艺复兴）。 四 妇女文学与黑人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一样,在过去也一直受到歧视,在美国文学史中未占据重要地位。但美国妇女很早就参加了社会活动,例如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曾派遣妇女走出家门征集反对奴隶制的签名,担负改造娼妓、组织戒酒协会等社会工作,结果她们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取得一部分政治权利。据女学者尼娜·班姆(Nina Baym)的考证，在１８１２年反英战争与１８６１年南北战争之间这一时期是美国女作家创作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出版的文学作品约有半数都出自女作家笔下，而且拥有很多读者，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后来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兴起，文学评论的发展不利于女作家，文学史家们对这一时期众多的女作家未给予应有的地位与评价，把她们的功绩和成就从历史记载中抹去了。 １８９８年，爱尔兰裔美国讽刺作家邓恩(Finley Peter Dunne)在他的“杜莱先生”(Mr. Dooley)系列小品之一《论新女性》中刻划了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新女性莫莉的形象，她声称不做男人的奴隶，要求参加选举，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还说要自食其力。这是一种具有新价值观念、敢于对现存社会秩序挑战的新女性，她们的出现是１９世纪末到一次大战前这一时期一批重要女作家如乔平(Kate Chopin)、詹姆斯(Alice James)、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华尔顿(Edith Wharton)、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凯瑟(Willa Cather)和年轻的斯坦(Gertrade Stein)的创作动力，这些女作家本人也都是事业心强、追求自由（包括选择配偶的性自由）的新女性。但是她们在当时经常受到评论界的不公正指责，例如乔平的小说《觉醒》（１８９９）曾被指责为“性小说”，而且除华尔顿、凯瑟等少数例外，一般都得不到文学史家的承认。 第一次大战后的气氛对女权运动不利，美国的女作家尤其是女诗人都受到评论界和出版界的歧视和压制，例如女作家勒休(Meridel LeSeur)在３０年代写的小说《姑娘》(#FK The Girl #FS)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得以出版。女诗人还常常受到男人们的讥笑，处境十分困难，如著名女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在她的诗篇《姊妹们》(#FK The Sisters, #FS 1925)说：“总的说来，我们是可笑的一群／我们这些写诗的女人。当你们想到／我们的人数何等稀少，就更觉可笑。”当时的诗学中流行现代主义美学理论，要求严肃的诗篇超越个人的经验与感情，这就使只擅长抒情的女诗人日子更难过，她们的诗作经常受到文艺评论界的无情嘲弄。但是尽管情况十分艰难，在两次大战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女 诗人与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直到今天方始获得公正的评价。例如黑人女作家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一直郁郁不得志，死时她所有的作品都已绝版，连黑人文学史家对她也一直重视不够，但今天她已被称为“南方的天才”，她的代表作《他们的眼睛盯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已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巨作。 美国妇女文学在爱略特主编的这本文学史中特别受到重视。为了保证妇女的观点能在编写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爱略特很强调邀请女学者参加全书编写工作的重要性，还特地让一位女学者当编辑顾问、两位女学者当副主编，撰稿人中有１／４是女性，达１６名之多。全书除了以“女作家的兴起”、“女作家与新女性”、“两次大战之间的女作家”三个专章论述美国的妇女文学外，还在有关篇章中突出女权运动与女作家的地位。 五 斯必勒的文学史出版于１９４８年，１９７４年四版时对１９４８年以后的当代文学虽作了增补，但比较简单，而且只写到７０年代初。爱略特的文学史第五部分谈１９４５—１９８７年间的美国文学比较全面，提供的情况很新，必然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似有必要在这里把这一部分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五部分也即全书的最后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战后时代”又分作三节，第一节“文化、权力与社会”专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文化背景，指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潮是越来越认识到政治和社会问题如何对文化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反过来也一样。这一节的重点是讨论战后社会的权力结构，认为５０年代出版的三本关于社会学的书——大卫·赖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一群》(The Lonely Crowd, 1953)、威廉·Ｈ·怀特(William H. Whyte)的《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 1955)和赖特·密尔斯(C. 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最有参考价值。 第二节“新哲学”主要论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认为战后新哲学在美国的发展趋向是“从逻辑转向政治”，换句话说也就是“实践优先于理论”，或者称作“理论的贫乏”或“理性的贫乏”。 第三节“文学作为激进的宣言”首先指出美国６０年代的激进文学与３０年代的激进文学有很大不同，已不再宣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受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青年运动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出现所谓的“新女权主义文学”、主张分离主义的黑人文学，等等，这类文学已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往往只是离经叛道，各行其是。这一节里并未系统地介绍作为激进主义宣言的文学，而是夹叙夹议，通过一些具体作家与作品对６０年代以后出现的激进文学作总的评价，因未突出重点，章法上有些凌乱。 第二章“形式与体裁”共分四节，对当代诗歌、戏剧与小说作综合评介。特别是小说部分共分二节，分类法与一般有所不同。一节称作“新现实主义小说”，编写者是英国著名的美国学教授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他在论述了美国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分析了１９４５以后美国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新特点，引用了贝娄(Saul Bellow)、塞林格(J. D. Salinger)、罗思(Philip Roth)、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厄普代克(John Updike)、鲍德温(James Baldwin)、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的作品，来阐释战后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另一节取名为“自我反照小说”(self-reflexive fiction)，把巴思(John Barth)、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冯尼格(Kurt Vonnegut)、品钦(Thomas Pynchon)、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等以黑色幽默为特点的一批后现代派作家都归为这一类，并以较多篇幅从文学传统（１８世纪英国斯特恩的《项狄传》与法国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结合战后美国文化背景详细地阐释这类小说的特点。 第三章“现状”共二节，第一节“当前的小说”主要论述８０年代小说发展的新方向，认为总的倾向是：科学幻想小说（和它各种形式的混合体）成了一个极有生命力的主要文学体裁；妇女文学与包括黑人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学继续繁荣；从科学、电脑、语言学、通俗文化、经济学等新源泉中采用新的形象与思想体系进行探索；吸收后现代主义实验创作的精华（包括对现实主义所下的新定义），扬弃它的糟粕。在具体创作上的新倾向是：１．从后现代主义的“极端”中退却；２．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又回到了现实主义；３．老式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４．更多的作家把目光转向日常世界，这个世界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日新月异。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海明威、契诃夫式的最简单派艺术方法(minimalism)应用于短篇小说中，导致８０年代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 第二节“先锋派与实验创作”用赞赏的态度评价新近的一些实验性创作。诗歌方面主要结合绘画与音乐进行探索，从７０年代起曾流行过一种所谓“口头诗歌”（诗人走进房间，在身前放下录音机，就即兴地“讲”起诗来），随后还掀起了一个小小的口头诗运动(oral poetics movement)，提倡 用“讲诗”来代替写诗。评论方面主要介绍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为代表的“创造性评论”(creative criticism)。小说创作方面是用新的怪诞手法创作讽刺模拟作品，如埃卡(Kathy Acker)、西里曼(Ron Silliman)等。 六 爱略特在担任主编后的几次谈话中都强调尽可能地客观，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和思想在他主编的这本文学史中得以体现，这是个优点，同时也是个缺点，总的说来阅读这本文学史往往给人以一种凌乱、不够系统、不够详细的感觉。因参加编写的人数多，意见又不一致，主编又采取放任态度，还受“读者反应论”的新文艺理论影响，认为一切是非曲直不如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建议读者阅读时要尽可能多查索引，从索引中把散见于各章各节里的同一问题或同一作家联贯起来。这种编写方法自然会给读者（特别是对美国文学不太熟悉的读者）带来不少困难。 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通俗文学论述得不够全面与详尽。全书只从历史的角度在第三部分（１８６５—１９１０年）用一节的篇幅介绍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情况，但截至２０世纪初为止，对于战后电影、电视等通俗文化发展后以及一些新的美学理论提出后通俗文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发展情况只字未提。对于通俗小说中的科幻小说为什么在８０年代后成为主流文学，书中也未作交代。 但总的说来，爱略特主编的这本文学史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综合了８０年代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好几个方面对有史以来的美国文学作出新的评价，反映了最新的文艺思潮，无疑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将对美国文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1. Robert E. Spiller e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8 3rd edition, 6th printing). 2. Emory Elliott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